海外华侨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民族危亡关头 ,广大侨胞毁家纾难 ,筹赈巨款和大量物资 ,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抗战，许多侨胞还奔赴国内抗日战场，履行炎黄子孙保家卫国的职责。 从1931年“九·一八”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十多年间，海外华侨同祖国人民风雨同舟，前赴后继，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史诗。 一、争取国际援助 积极宣传抗战 “九·一八”后，旅居世界各地的侨胞纷纷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支援东北军和十九路军抗战，声讨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国民党当局“息内争、御外侮”，挽救民族危急，从而揭开了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一二·九”运动后，海外侨胞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救国浪潮。广大侨胞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誓作北平学生的坚强后盾，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的重任， 广大华侨通过办报、办电台、演出救亡戏剧和抗日歌曲、演讲、散发宣传品等形式，向侨居地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报道中国抗日的真相，呼吁国际友人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持中国抗战，捍卫世界和平。广大海外侨胞利用与当地社会联系紧密的便利条件，广泛争取侨居国各阶层人士和进步团体，走访政治家、商人、学者、教会领袖等社会名流，促其主持正义，发挥社会影响，动员本国人民推动本国政府建立反日政治同盟，援助中国抗战。在他们不懈地努力下，援华抗日的舆论响遍全球。欧洲、北美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友好人士，先后建立了一些反日援华联合组织，并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不许出售或运输军事物资给日本的“不供给运动”、“一碗饭运动”、购赠“希望书行动”等。 二、募款筹资支援祖国抗日 整个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在民族最高利益面前集聚在一起,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以拯救祖国危亡为己任，纷纷加入抗日救亡斗争行列,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海外侨胞大力宣传抗日，发动捐献物资支持祖国抗战。义捐、义卖、特捐等各种活动遍布世界各地。各种华侨团体还回国参战，共赴国难。 抗战期间共有华侨团体约3500多个。它们打破宗亲、地域的界线，走向联合，将千百万华侨组织起来，汇成一股抗日的洪流。 纽约，抗战爆发后的几个小时内，司徒美堂等爱国侨领就把整个华侨社会动员了起来，包括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华侨衣联会、致公堂等在内的纽约所有华侨社会团体，联合建立了统一的华侨救亡组织——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资料显示，在该组织的带动下，纽约市每月参加救国捐款活动的华侨就达到3万人，不到6个月，就募集了100万美元。 旧金山，在邝炳舜、向少汉、陈笃周等爱国侨领的组织和领导下，成立了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提出了“把一切捐献给祖国，拥护抗战到底”的口号。至1941年，该地救国捐款已经达到1500万美元。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旅美救国总会最后一次把筹款所得的2万多美元尽数汇回广东。 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召集紧急会议，定9月23日为“国耻日”，停止娱乐活动，华侨商店下半旗，并且每个华侨佩黑纱致哀。新加坡华侨还电请南京政府实行抗战，电请日内瓦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制止日本的疯狂侵略。接着，华侨迅速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到10月21日，华侨商人和一般华侨消费者已完全断绝了与日商的关系，不买日货，不卖日货。当时，日本驻新加坡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华人购买日货事实上已经绝迹。” 菲律宾，以马尼拉中华商会为中心，于9月23日召开会议，发动捐款，抵制日货。截止1932年1月，菲律宾华侨汇给东北马占山部队40万元，其它救国捐款35万元，抵制日货的运动一直坚持到第二年的3月份，使日本1931年的对菲出口额比上一年减少26%。 泰国，“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曼谷中华总商会召集各同业公会开会，讨论抵制日货和向祖国捐款。于是一些经营日货为主的华侨商店立即停售日货，华侨米商禁止大米对日出口。结果，从10月1日起，泰国对外贸易额急剧下降，1931年日本对泰的出口额也比上一年减少了一半左右。 华侨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还表现在建立广泛的抗日救亡团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马来西亚各地华侨迅速在各中华商会组织下建立起筹赈会，负责筹款等救亡工作，菲律宾成立了“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海外华侨的援华救亡活动，就是在各地华侨救亡团体的领导组织下进行的。在东南亚，“七·七”事变后，新加坡华侨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接着南洋各地的救亡团体也纷纷建立起来。 上海“八·一三”后的第三天，即8月15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集了新加坡侨民大会，有1000余人参加，代表当地118个华侨团体。会上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先生被推选为主席并做出了每月捐款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为止的决定。华侨叶玉堆先生自动认捐10万元巨款。新加坡华侨的爱国行动得到南洋各地华侨的热烈响应。 欧洲华侨早在“九·一八”后和淞沪抗战期间，已先后建立了抗日救国会、中国救亡会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 1936年9月，又在巴黎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参加成立大会的有英、德、法、瑞士、荷兰等国家华侨团体代表，旅居比、苏、意、土等国的华侨皆致函祝贺。大会通过致国内同胞“立即武装抗日通电”。全欧抗联成立后，创立了全欧抗联会刊——《联合战线》，出版了西文半月刊《中国与世界》，及时介绍国内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除此而外，还积极推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法国巴黎、英国利物浦以及德国的一些城市，在华侨集中区设立了国货介绍所，组织抵制日货会。 在祖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立即在各大洲建立了各种援助祖国抗战的救亡组织。据国民政府统计，至1940年底，世界各地组织的大型救亡团体达到649个。这些救亡团体再加上原有的数以千计的各类华侨社团，在海外团结着数百万侨胞，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成为支持祖国抗日的强大力量。 在南洋，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联络各界人士，在马来西亚各地组织华侨救国救乡的联合组织。他们提出“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为了把分散在东南亚的爱国华侨联合起来，建立抗日救亡斗争的统一战线，统一组织各地筹款活动。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召开成立大会。这是华侨跨国、跨地区建立的一个最大的抗日救国总机关。到会的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北婆罗洲、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马达维亚等45个华侨团体共164名代表，他们选举陈嘉庚为“南侨总会”主席，庄西严、李清泉为副主席，决定在新加坡设立总办事处。会议制定了《筹赈办法举要》，通过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宣言》，号召1000万东南亚侨胞“充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 据陈嘉庚所著《南侨回忆录》刊载的统计数字显示，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各地华侨逐月义捐支援抗战款项可得国币1350万元。在南洋，从1938年10月南侨总会成立到1941年12月，南洋各地华侨通过赈灾每月平均捐输支援抗战的款额达国币734万元，为世界5大洲华侨月捐之冠。 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在八年抗战期间的捐献，以国币计算达13.26亿元，其中各年度捐献数额如下：1937年16696740元、1938年41672186元、1939年65368147元、1940年123804847元、1941年106481499元、1942年69677147元、1943年102266536元、1944年212374205元、1945年584251321元。 八年抗战，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购赠了大量药品、衣物、粮食以及飞机、坦克、弹药等军事器械。这些抗战急需物资，既支援补充了抗日战场的需要，又救济了战火中的伤兵、难民，对祖国人民和抗日将士来说，既是物质上的巨大支援，又是精神上的莫大激励。 三、好男儿回国血洒疆场 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广大侨胞除了以巨额财力、物力贡献给祖国以外，还亲自回国投入抗日洪流。特别是许多华侨热血青年，毅然放弃了在海外的学业或职业，告别了温暖的家庭，纷纷回到祖国参军参战。 有的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的搏斗，许多人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其中有不少华侨青年冲破重重封锁，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和反法西斯战士，涌现出像八路军女英雄李林（印尼归侨）、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菲律宾归侨）等一批华侨英烈，堪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有的搏击在祖国的碧空，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战爆发后，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国华侨创办的航空学校培训的一大批飞行员先后回到祖国加入空军，使中国的空军力量得到加强，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四分之三，他们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长城”；有的担当机工，为抢运抗战物资奔波在滇缅公路上，当时国内缺乏汽车司机和维修工人（简称机工），仅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侨总会，就在南洋华侨中招聘了3200多名机工回国服务，在滇缅公路上服务的机工有一半以上是华侨，他们为滇缅公路的畅通，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神行太保”，有的参加战地服务团、华侨记者团和华侨救护队，活跃在前线和后方；还有的不远万里回国慰劳抗日将士。 四、坚持团结抗战 维护统战大局 海外侨胞不仅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积极促成者和忠实的维护者。 1938年10月，针对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降活动，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向国民参政会发来一个电报提案：“敌未出国门前言和即汉奸”，获大会通过。这仅有11个字的提案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沉重打击了投降派的嚣张气焰；汪精卫公开投敌后，海外华侨社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陈嘉庚先生斥之为“秦桧卖国求荣”，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对打击投降势力，遏制顽固派的分裂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0年陈嘉庚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之时，不辞辛劳往返于重庆、延安之间，为国共合作出力，并亲笔写信警告蒋介石，若他挑起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爱国热情必大降低，外汇金钱亦必减缩。”“皖南事变”发生后，海外数百个华侨团体、各界人士纷纷发通电、宣言，极力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 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海外侨胞在“皖南事变”中的正确立场，表示对侨胞在关键时刻能够“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不已”。应该说，在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历程中，凝聚着广大华侨的心血。 （作者李文新系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 宣传推广部副主任；民革海淀三支主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