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何兹全先生历经三代(晚清、民国、新中国)、跨过两个世纪、在人世间行走了101年，近日离开了深爱他的亲人和学生。何先生给我们留下六卷本何兹全文集，给我们留下在中国社会史、兵制史、寺院经济史等研究领域的具有开拓意义和不同于别人的创新而独到的见解，给我们留下近百年历史学、社会史研究的跌宕起伏和一代史学大师不懈的追求和辉煌的成就。 先生其人
何兹全先生1911年9月7日出生于山东菏泽县城(今菏泽市)。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曾先后留学日本、美国。1950年自美国回国，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风风雨雨六十余年矣。20世纪初，饱受内忧外患的中国，风雨如晦，动荡不安。何先生在青少年时期就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接受了进步的、革命的思想，自觉将自身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立志"以天下为己任"。
何兹全先生步入史学研究领域的起点是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当时的北大，名师云集，乾嘉之学、新史学、辩证唯物论，各种学术观点、学派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气氛极为浓厚，莘莘学子齐聚沙滩红楼，谈经论道，指点江山。北大四年的学习，对何兹全先生学术道路的选择和学术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毕业后，何先生先做教育短波的主要编辑，这份刊物面向乡村小学教育和教师，创办理想是"推广民众教育"，担负"拓荒"历史使命，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分析国内外局势，坚决主张"丢掉和平幻想，以抗战求解放"。撤退到武汉后，主办政论，提出和系统阐述了"全民抗战的思想"。到重庆后，抛弃做官的诱惑，毅然选择了不惧"眼前黑暗"走向"光明前途"的道路，重新回归学术，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并且坚信通过刻苦钻研，"将来会念出名堂的"。这一念，就是60多年。
早在中学时，何兹全先生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大学期间又有意识地认真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著作。他认为在北大四年所读过的书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德国农民战争，其次是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这些书使他懂得，"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要从当时的整个时代、社会出发，都要从历史发展的大形势出发。任何历史现象，从纵的方面说，都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点;从横的方面说，都是当时全面形势中的一环。不了解历史发展大势和当时社会全面形势，就不会真正认识历史现象和问题的本质"。何兹全先生已开始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并选择社会经济史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和毕生研究的重点。 研究领域 何兹全先生从事历史研究，注意抓大问题，重点研究有三个领域：中国社会史(隋唐以前)、汉唐佛教寺院经济和汉唐兵制。这都是有关国计民生和反映时代面貌的大问题。他治学的主要特点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重材料，重考证，重把问题本身弄清楚，求真求实，尽量接近历史本来面目。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焦点问题。1934年他最早撰文提出"魏晋封建说"。80年来，何兹全先生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不断丰富、深化和完善这一观点，即使受到压制和不公平对待，也从未动摇，体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学术品格。正如他所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这大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都能看到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但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的，大约是我第一个提出的。" 佛教寺院经济是何兹全先生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20世纪30年代还是北京大学史学系四年级学生的何兹全先生，就以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的长篇学术论文引起学界的重视，受到著名学者汤用彤和陶希圣的赞许。有学者指出："这篇论文的重要贡献，在于指出中古时代的佛教寺院是中国中古社会的一个缩影，只有研究中古佛教寺院，才能彻底了解中国社会性质，从而开拓了经济史研究中长期被人忽视的领域"。这篇论文是中国寺院经济史的开山之作，成为此后何兹全先生社会经济史系列研究的基点。19361937年，何兹全先生广泛搜集中国中古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材料，写成中国中古寺院经济史一书。遗憾的是，抗战期间，手稿遗失，至今仅保留一份提纲底稿。20世纪80年代，他又撰写了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和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两篇在各自领域具有拓荒意义的文章。
何兹全先生对汉唐兵制的关注和研究也始于在北大读书期间。1935年刊登在食货第1卷第11期上的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是他研究魏晋南北朝世兵制的滥觞，亦是汉唐兵制研究的开篇之作。他正式提出"世兵制"这个大题目，并对它的形成、制度和它对当时社会的破坏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论述。
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是何兹全先生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的代表作。该书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社会经济生活、政治形态、文化表象各个层面上，亦即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探讨并评述了中国社会自商周至魏晋的整体历史面貌及其来龙去脉，他的中国国家起源说、早期国家说、战国秦汉古代社会说、魏晋封建说等，集中阐述了他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与人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体现了他的史学理论体系及主要的学术观点。该书被学术界誉为汉魏封建说的"扛鼎之作"。史学界誉称"本书的出版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反映了90年代中国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标志着中国史学研究最新水平"。
80年的学术生涯，是何兹全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史料有机结合、不断开拓新领域的过程。正是较高的理论起点和对史料的驾驭，使他能够高屋建瓴地审视不断运动和变化着的历史，提出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观点，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其中，中国古代社会获得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六卷本何兹全文集获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爱生乐教 作为著名教育家，何兹全先生爱生乐教，对教育事业倾注了满腔热忱，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他参与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新教学大纲的制定，亲自草拟了修改教学大纲的说明和序言。他指出，新大纲要能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体现中国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历史研究与教育要联系实际、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先后开设过历史文选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元代社会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法和三国志研读等课程，参与编写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任第1、2册主编)。
何兹全先生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所，定期召开有研究生参加的小型学术研讨会。他参与组织了我国高校多项学术活动，对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何兹全先生从事教学工作数十载，呕心沥血，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严谨博学、慎思明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他重视本科教学，多年来，坚持为本科生授课、举办学术讲座，注重学习方法和思维能力的训练;他着力于研究生教学工作，强调独立思考和学术创新，他培养的数十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已成为我国历史学教学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何兹全先生重视历史知识的推广和普及。为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他身体力行，亲自撰写通俗历史读物，他的秦汉史略魏晋南北朝史略祖逖北伐三国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通俗历史读物。
作为学者和教育家，何兹全先生以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为己任，不断地加深修养，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一生信奉"择善而固执之"，"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古语。不论是在小楼书斋中语重心长的聊天，还是在宽敞课堂中的娓娓论学，他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深深地感染并激励着后学。
何兹全先生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他深知，学者间的思想交流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何兹全先生多次到美国、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做学术访问。他亲手创办了东西方文化研究杂志，旨在推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以促进中国文化在继承和吸取中创新。他积极参加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几乎每年都要到外地开会、讲学。
何兹全先生的自传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凝结着他对祖国和民族深切的爱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是对他80余年人生的回顾，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近百年风云际会、历史沧桑、人事变迁的思索和对真理的追求。何兹全先生对自己人生的评价是，"我这个人的好处是有理想，有事业心，有抱负，很想为国家为人民作点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对我很有影响。一辈子作学问，一辈子不忘情国家"。1950年，何先生放弃了留在美国和去台湾的可能，祖国这两个字的神圣力量召唤着海外游子，满怀着一颗报效国家的赤子之心，毅然奔向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新中国。回国后，正值抗美援朝之际，何兹全先生同全国人民一道迅速投入到保家卫国的大潮中，将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19两黄金捐献给国家。抗美援朝的胜利，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使他更加坚定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必将振兴、祖国必将强大的信念。50年代以后，大大小小的运动接踵而至，何先生一路"跌跌撞撞"。在国家蒙受劫难、个人遭受不幸的年代，何先生凭着阅尽中华五千年历史沧桑的睿智，深信只要熬过黑暗，光明仍会再显。
何兹全先生具有博大的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学生，除了学业上的指导和人格道德的培养，还关心他们的生活，对遇有困难的同学给予无私的资助。专门设立了助学金，常年资助历史系(学院)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他还把爱心奉献给了很多遭受灾害、遇到困难的人们，还号召我们加入他的捐献行动。学校捐款箱前每每可以看到何先生和夫人郭先生携手徒步而来，亲自将捐款放入箱中的感人场面。汶川发生地震后，何兹全先生又带头交纳了一万元特殊党费。
大师已去，风范永存。敬录刘家和教授撰写的挽词以悼先生：
寝馈书林逾七旬治中西学成一家言功在史坛称巨擘
尽心庠序臻百岁数多方士育数代人泽贻后学仰先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