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我应邀参加了腾冲反攻胜利60周年活动，到国殇墓园和198师墓地敬献花蓝。远征军的事迹让所有的人感到震憾！ 2005年9月3日，我在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了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2014年7月7日及9月3日，我在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广场上，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我多次参加关爱老兵的活动，参加志愿者策划的老战友重逢见面，唱军歌，口述历史，慰问等活动，一次又一次被抗战老兵为国家为民族而战的英勇顽强的精神所感动。 北京有两位很有名气的远征军老兵赵振英和尤广才，他们都是曾在印缅战场英勇抗战的英雄。尤广才96岁了，经常接受媒体采访。赵振英98岁了，他是南京受降仪式的见证人。他是受降仪式现场警卫营营长。他俩所在的50师，14师，还有198师，这都是54军的所属部队。我多次听到尤老和赵老讲抗战时他们亲身经历的事。很多当年的记忆具现在我的眼前： 1940年秋至1943年春，我父亲在云南期间，任54军军长，在滇越边境与日军作战，他还兼任昆明防守司令。军部先设在滇越前线的文山，以后移军昆明。随军的家眷住在大庙里，大家的生活非常艰苦。 54军防守从河口到董干一带的国境线，构筑防御工事，于隘口要地配置警戒，并向越南境内派出便衣侦探，侦察日军动态。父亲的足迹踏遍了防区内两百多个连队的驻地，哨所和施工现场。他只带两名有专长的参谋等几个人，仔细考察防区内外的兵要地理,防御阵地编成，火力配备，作战指导要领，通信，交通，补给设施，及时提出改进意见。他同官兵一道吃过饭，谈过心，开办过特务长和炊事员训练班，训练狙击手,爆破手，机枪射手，侦察员，以提高士兵的体能和战技。考察行程数百里，鞋子磨烂了好几双。他不但考察部队的综合情况，还走访当地绅耄和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征询对驻军的看法与意见，同时宣讲抗战国策与形势，以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4年5月,50师和14师空运到缅北反攻前线，成为著名的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成员，即中国驻印军。随后，攻克八莫，南坎，芒市，打通了遍染鲜血的滇缅公路。198师随54军参加滇西反攻,于北斋公房一线率先渡过雨季中的怒江，以成千累万的血肉之躯，打下了渡江地点以西十余公里处耸入天际的高黎贡山。这一仗打得智勇双全的叶佩高师长几次因久攻不下伤亡惨重，竟要吞枪自尽。 我父亲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当过第三期区队长。1928年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1936年批准赴德国学习军事。赴德前，父亲已是少将师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父亲心急如焚，便启程回国。一路历经艰辛，立即投入了淞沪会战。他亲率397团冲入罗店镇。他指挥199旅在顾家角同日军天谷支队血战九天。指挥67师与11师一道血战二十个日日夜夜。 父亲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淞沪战争》一文中曾描述写到抗日战争的激烈场面： “我到达上海前线才三四天，便接任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师长职务。这时，该师已在罗店与日军进行拉锯战，坚持了大约近一月，伤亡惨重，特别是干部伤亡更大。” “罗店全镇毁于炮火，成为一片焦土。我军经常趁敌机不能活动的晚间，发动夜战以夺回白天丧失的阵地，有时进行肉搏战，双方伤亡都很大，第六十七师伤亡过半。” “11月6日拂晓，日军把主攻指向我师，发动猛攻，用系留气球升高在我阵地上空，指导炮兵向我阵地射击，敌飞机助威滥炸，并以战车掩护步兵向我猛烈迸攻。当时，我官兵沉着应战，双方伤亡惨重。” “战斗的第三天，第四〇二团仍坚守厅头，逐屋争夺，团长赵天民负伤，以后成残。中校团副叶迪负重伤，少校团副王家骏阵亡，营长连长基本上伤亡殆尽，士兵前赴后继，伤亡更为惨重。但到最后仍有部队死守厅头的一角，屹然不动，直到作战的第五夜，才把阵地移交给教导总队接替。” 1979年12月，父亲随全国政协考察团到南方视察。到上海后，老人家执意要去罗店看看。那是他浴血抗日的第一个战场。他说淞沪血战是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在那里负伤流血，我指挥的一个师伤亡过半，我忘不了那些长眠在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官兵，常常做梦重现那些壮烈的场景。” 1938年，父亲已是十八军军长，参加了武汉会战，率部创造了"三战二捷"的佳绩。还切断敌后方交通要地新圹埠，使敌十八旅团长井出宣时少将指挥的二个联队遭到沉重打击，不得不负创向瑞昌西部转移，另以新编成的第二十七师团沿瑞（昌）武（宁）路南犯。黄维便受命指挥十八军及配属该军的各师，担任瑞武路阻击敌人的重任。敌二十七师团是由挑起"七七事变"的祸首、原日本驻屯旅团扩编而成，辖15个步兵营、9个炮兵营和装甲、战车各一队，共35000余人。而黄维只有六、七个师归其指挥，不过20000多人，与敌对比显居劣势。黄维便采用奇袭、埋伏、侧击诸战术，逐次消耗敌军，诱其兵力分散，进入覆盆山我"袋阵"内，予以分割包围歼灭之。先后在大岭上、范家铺、冯家铺、横港和覆盆山、麒麟峰等处与敌血战， 毙伤敌官兵6500余人之多，摧毁了敌要前去解救其一。六师团之企图，为我薛岳兵闭围歼敌一〇六师团，取得"万家岭大捷"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功不可没。 10月4日，敌二十七师团由覆盆山、麒麟峰突围而逃，负创西窜，瑞武路之战遂胜利结束。黄维则率十八军赶赴湘北，在汨罗江阻击曰军。武汉会战就此结束。 抗战爆发后，黄埔军校成了培养抗日官兵的大本营，本校从南京迁移到成都。先后还建立了十二所分校，分布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六分校由南宁军校发展而来，应抗战而建立。1938年春，由南宁迁到桂林，已不属于桂系，而直隶军委会军训部，军政部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我父亲在桂林六分校和成都本校任职，为培养和造就抗战官兵而尽心尽责。 抗日战争进行到1944年下半年，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缺员很多。为弥补兵源不足状况，改善兵源质量，“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广泛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编组知识青年远征军，简称青年军。 组建青年军首先要解决所需干部的问题，为此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团和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总监部设在重庆复兴关，总监是罗卓英上将，副总监有黄维中将等人，蒋经国以中将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为了加强青年军的军事政治训练，又在几乎与大后方隔断的东南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当时称为东南五省）设立干训团东南分团和青年军东南分监部，团部机关就设在江西省横峰县莲荷村。蒋介石指定由副总监黄维中将坐镇莲荷，主持训练。 团部的培训对象是选调第三、七、九战区各野战军中，受军校正规养成教育并学优验富之现职校尉级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主要是下级军官。训练完成并考试合格者，分配到所属青年军第208师、209师任用。训练目的是要把青年军建设成一支新的依靠力量，重建“黄埔精神”， 对所有参加团部训练的学员，一律以学习使用美式武器和现代化作战方法为主。要求每个学员在六个星期当中都要熟练地掌握和使用轻重机枪、自动步枪、卡宾枪、战防枪、六零炮和迫击炮等步兵武器。因此，学员每七天就要打一次靶，每十天就要进行一次演练，打靶和演练都是在莲荷与铅山县交界的一带山拢里进行。 为了适应知识青年的特点搞好训练，先后邀请了宦乡（新闻学）、孙冶方（经济学）、王冶秋（文学）、孙晓村（法学）、郑揆一（世界史）、杨惟义（昆虫学）、陈鹤琴（心理学）、程懋筠（音乐）等一批名流学者来莲荷讲演。每次听学者演讲，学员们都生怕迟到，总是抢先坐到前边动听。凡听过他们演讲的人，至今记忆犹新，还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当年听讲时的生动情景。 父亲为鼓舞士气丰富康乐，还亲自审定了一首歌曲，歌词是：“山青青，水洋洋，莲荷山水长。中华儿女来四方，操戈执戟聚一堂。聚一堂，练刀枪，远征三岛来还乡。来还乡，永不忘，莲荷山水青，莲荷山水长。”凡是参加过莲荷训练的人个个都会唱。连当地小学校也都教唱这首歌。 我回过两次家乡，家乡的书记、村长和乡亲们带我去看了祖屋，还有祖屋前的大池塘，路口的双井，村后的山。他们告诉我，日本人进攻家乡，把贵溪城里的房子和盛源乡里的房子都烧了。杀了很多人，鲜血染红了池塘的水，水井里塞满了人头，惨不忍睹。老百姓都跑到山里去了。 后来，我看到我父亲生前写的一段文字，是这样的：“为什么烧杀的这么厉害？因为我和桂永清在国民党军队里都是高级将领，他是鹰潭的，我是贵溪城里的，日本人知道。再加上日本人来时，县里没有人打着日本旗去欢迎他们，日本人很恼火，认为这是个有敌意的地方。” 父亲在前线流血流汗，浴血奋战。家眷跟着东南西北，兵荒马乱。我家和无数个中国家庭一样，共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抗战。 十年来，我关注和查阅了一些父亲参加抗战的资料，但限于个人能力，深感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与研究。我想，抗战中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当传诵给我们的子孙。要让下一代知道，中国人是无比坚强的，中国人是不可欺不可辱的。要让下一代知道，中国人受尽了苦难，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