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1日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立65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一次盛会，会议期间，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与各界人士共同协商，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建议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电示上海局、香港分局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到解放区开会，讨论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提出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并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絅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国民党政府监控不能来者，可派遣代表与会。 随即，毛泽东又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提出：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口号。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三党联合声明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晋谒二兄。二兄有何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李济深与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何香凝、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李章达，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主席蔡廷锴，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谭平山，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章伯钧、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中央副主席陈其尤，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在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李济深发言说：“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意。本党同志应深刻反省，站到民主阵营中来。”经过协商，与会者一致同意立即联名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中共的主张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回应，认为符合它们以往提出的主张。1948年5月5日，李济深领衔发表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会代理主任沈志远也发文指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不是某一党一派的道路，而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道路；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以达到民主联合政府之实现，也不是一党一派的要求，而是一切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党派、团体和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 1948年8月上旬，毛泽东复电在港的民主人士，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钦佩，希望民主人士对召开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的范围和讨论的问题等等提出意见，共同讨论。 民主人士自香港秘密北上 随着形势的发展，召开由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迅速变成实际行动。 从1948年到1949年初，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的著名知识分子数百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先后分批取道香港北上，从东北和华北等地上岸，最后抵达各解放区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其中包括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郭沫若、马叙伦等知名人物。1949年1月，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949年2月底，又有一批民主人士和知名知识分子在香港启程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如柳亚子、叶圣陶、徐铸成、宋云彬等都留下了北行日记，这些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鲜活记忆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情景。 2月27日夜，柳亚子等27人在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悄悄登上挂有葡萄牙国旗的货轮“华中轮”，踏上北归的征程。这艘货轮按规定只能搭载12名客人，所以大部分人都乔装打扮，其中叶圣陶、曹禺扮成船上的管舱员，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刘尊棋扮成船员，宋云彬冒充庶务员，郑振铎是押货员，陈叔通、马寅初、柳亚子等几位年长者扮成年迈的商客，女眷则以搭客身份登船。 “华中轮”28日下午启程，宋云彬在日记中记道：“午后一时许，轮始启碇。微有风浪，船颠荡。”平安离港后大家都非常兴奋，有的打牌，有的下象棋，有的聊天，柳亚子则写了一首小诗《二月二十八日启程有作》：“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破风成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天晚饭后，大伙在船上举办了一场晚会，柳亚子在《北行日记》中这样写道：“黄昏开晚会，有平剧清唱、民歌、粤唱、讲古、魔术及集体游戏等，兴趣颇佳。”晚会上叶圣陶出一谜语考大伙，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谜底为《庄子》篇名一，宋云彬猜中为《知北游》，知识分子北上之意也，于是大家便将此次旅行命名为“知北游”。柳亚子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知北游”途中欢快的情景：“上午，作诗和圣陶。下午雀战。黄昏开晚会，陈叔老讲古，述民元议和秘史、英帝国主义者代表朱尔典操纵甚烈，闻所未闻也……王芸生讲宋子文故事，完全洋奴态度，荒唐不成体统了。”柳亚子一路甚兴奋，他知道同行的王芸生、赵超构、刘尊棋和徐铸成四位均为报人，便诙谐地称之为“四大金刚”，还各赋绝句相赠。 到达烟台后，大家弃舟登岸，准备从陆路去北平。第二天，中共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和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专程从青州赶来迎接，代表华东局在合记贸易公司设宴款待“知北游”一行。郭、匡以烟台特产张裕葡萄酒待客，菜肴极为丰盛，宾主尽欢而散。对于这次宴会的东道主郭子化，徐铸成印象颇深，后来专门在回忆录中介绍说：“郭子化先生年近半百，大家都尊称为‘郭老’，为人和蔼，闻在淮海战役中，我方动员野战军及民兵、民工近百万，后方供应、组织，郭老曾负重要责任。” “知北游”一行在烟台、青州、济南、德州等地盘桓数日，参观了“国民党解放军官教导团”（即国民党俘虏军官团）、华东大学等，并与舒同、许世友等华东高级首长会见，3月18日安抵北平。将大批民主党派代表和知识分子从香港接到解放区筹备新政协会议，为第一届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打下了坚实基础。 同舟共济协商建国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提出了筹备会的几项任务：（1）商决并邀请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和代表；（2）决定新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间、地点及议程；（3）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草案；（4）制定共同纲领草案；（5）提出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方案。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等文件。 会议期间，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协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中国的国号问题。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致辞时呼喊了三个口号，其中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一些代表对这个“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黄炎培和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张奚若指出：“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最后会议采纳了张奚若的意见，将国名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与会的民主党派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11个党派，无党派人士也作为一个团体单独列出。费孝通曾在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会场上我看见很多人，有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甚至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能够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建国大事，对我来说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 中共中央对于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重视，当时有许多党内高级干部想不通，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之类的牢骚话，对于这种偏见，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说：这些人必须合作，必须住北京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有些代表人物，我们不能代表。人民政协会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必须学会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 9月30日举行闭幕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陈毅等56人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这是一个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是民主人士；在56名委员中，中共党员27人，非中共人士29人。政务院21个部委中，非中共人士担任部长或副部长的有26人。 （摘自《团结报》，作者系民国史学者，作家，著有《民国的背影》《长衫旗袍里的民国范儿》《口水民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