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数十万中国同胞死难，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 日军“有计划的恐怖政策”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其战略策略不仅包括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击败中国军队，还包括对敢于抵抗的中国军民实行严厉的“膺惩”——法西斯的大屠杀。战后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曾作出这样的宣判：“对都市或村庄居民实行屠杀以为报复，这就是日方所谓的‘膺惩’行为。这些行为在中日战争中一直未停过，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证就是1937年12月对南京居民的大屠杀”。 早在1937年8月中旬，当松井石根受命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率军前往中国前，就在与裕仁天皇、近卫首相及杉山元陆相商讨进攻上海与南京战事时表示，如果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在日军的武力进攻面前不肯求和乞降，那就“必须付出代价”。所谓代价，就是遭到日军的严厉“膺惩”——疯狂的大屠杀。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后，立即向南京包抄掩杀过来。日军在向南京进击的一路上，对中国人民烧杀淫掠。日军军官向井明敏与野田毅竟开展了骇人听闻的“百人斩”杀人竞赛。 12月5日，日军向南京发动猛攻。8日，松井石根在给据城顽强抵抗的中国军民的《劝降书》中，再次进行大屠杀的恐怖威慑：“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贵军如果继续抵抗的话，南京将无法免于战火，千年的文化精髓将会毁于一旦，十年的苦心经营将也化为乌有”。但装备低劣的中国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日军伤亡惨重。日本当局恼羞成怒，乃周密策划并实施了在日军攻占南京后对南京军民进行“膺惩”的大屠杀。可见日军南京大屠杀完全是有计划的。 12月13日晨，日军分路攻入南京城内。面对南京城内大量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与业已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日军理应按照国际公法与人道准则，来对待南京普通民众与处理战俘问题。但是在日方当局既定的“膺惩”方针与恐怖威慑政策指导下，进入南京的日军官兵立即对手无寸铁的民众与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疯狂的血腥屠杀，伴之以对南京妇女的不分老幼的奸淫，对南京房屋财产、工商企业、文教胜迹疯狂的抢掠与纵火焚烧，形成了自古未有、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军的恐怖暴行遍及南京城内、城郊每一块地方，时间则延续了六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可怕的时间中，南京成了一座人间的“活地狱”。 当时留驻南京的二十多名西方侨民在目睹了日军对南京军民多日的疯狂大屠杀后，日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这是“日本军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指出：这是日本军“有计划的恐怖政策”。 南京成为“人间地狱” 日军首先把屠杀指向那些被俘的中国军队的伤病员与已经放下武器的官兵。他们首先对在中山门、光华门、通济门、雨花门、水西门一线内廓与城垣阵地上作战负伤、未及撤退而被俘的中国军队负伤官兵进行了集体屠杀。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目睹了日军屠杀中国被俘官兵的恐怖场景。他写道：“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米高的城墙上站着排成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呐喊一声往城墙上的俘虏的胸、腰刺去，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着这情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 接着，日军以坦克车开路，从南京东部、南部、西南部的各城门攻入城内，迅速沿着城内各条大、小街道，向城北追击；在这过程中，他们对最后撤退的中国掩护部队的官兵与大量惊慌失措的普通百姓，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扫射屠杀。正在南京城里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 拉贝看到：“街道上到处躺着死亡的平民”，“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都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日军的疯狂追杀使得南京的主要街道成了“血路”。 再接着，日军对溃退到南京城北长江边、未及渡江在陷入包围中被迫放下武器的大约10万中国战俘，以及无数的普通百姓，在长江边的中山码头、煤炭港、草鞋峡、燕子矶、三汊河以及汉中门外秦淮河边等地，分批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其判决书中写道：“好些中国兵在城外放下武器投降了。在他们投降后七十二小时内，在长江江岸被机关枪扫射而集体的被屠杀了。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达3万人以上。对于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连虚饰的审判都没有实行过”。其实，在长江江岸被集体屠杀的中国战俘与平民远不止此数。 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记述了日军在下关江边大规模地残酷屠杀中国战俘的情景：“俘虏的人数大约有10万名。头一批入城的部队向军司令部请示如何处理这些俘虏时，所得的答复是：‘适当地处理掉’……所谓‘处理掉’就是杀掉的意思，这是军方最初的方针。于是把俘虏带到长江畔的下关去砍头。日本兵把俘虏排成一列一列，头一列砍完后，尸体投入长江中，下一列向前到岸边砍头。如此从早到晚，一天内只砍了两千人。第二天因为手都砍酸了，便抬出两挺重机枪，交叉扫射”。 战时留在南京采访的西方记者德丁（Frank Tillman Dur⁃din）、司迪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 等人于1937年12月15日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撤离南京。他们立即以目睹的事实，向美、英新闻媒体发出电讯报道《日军杀人盈万》（Japanese Troops kill Thousands），副题为：《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记述了他们亲眼所见的日军大规模屠杀战俘的场景：“我们撤离这座城市时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是在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300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这种疯狂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已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 集体屠杀战俘最典型的一次是12月16日夜间发生在草鞋峡。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在20世纪70年代采访过多位曾参加过这次大屠杀的日军第13师团山田支队的官兵。他在其著作《通向南京之路》中记录了这些日军官兵所讲述的在草鞋峡集体屠杀中国战俘数万人的恐怖情景： 围成半圆形的重机枪、轻机枪和步枪，对着江岸的俘虏人群，同时连续地集中射击。一时间枪弹射击的爆裂声和人群痛苦的惨叫声响成一片，长江岸边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阿鼻地狱……射击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当然，尸体堆里面肯定还有活着的人……于是，想到的办法就是火烧。尸体都穿着厚厚的冬棉装，因此着起火来不容易熄灭，并且可以照亮夜空，给作业带来了方便。衣服一着火，不管怎么装死的都会动起来……只要看到有动弹的，我们就立即用刺刀捅死他……这也是“作战”，是南京城内军司令部的命令——“俘虏，必须迅速干净地处理掉”！ 日军在长江边对中国战俘与普通民众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延续了多日，进行了多次。虽然日军在屠杀后用抛尸长江、纵火焚烧等等方法企图毁尸灭迹，但毕竟因尸体太多，因而在1937年12月中、下旬那些日子里，南京长江边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长江里则流淌着成千上万的尸体。 在日军完全控制了南京城以后，松井石根命令“扫荡败残兵”，各部日军在南京城内外，分区进行挨家挨户的严密搜查，抓捕与屠杀已脱下军装的中国“便衣兵”。日军的“标准”是，只要额头上有帽箍，手上有老茧，肩膀上有老皮，就是中国“便衣兵”。日军依此“标准”抓到许多四散溃逃隐匿的中国军队官兵，但更多的则是普通青、壮年百姓，因为这些终年劳作的穷苦人，额头上有戴过草帽的痕迹，手上有使用锄头等工具留下的老茧，肩膀上有挑担留下的老皮，就被日军任意地抓捕杀戮：有些是被日军随意地零星枪杀，有些则是被日军集中到汉中门外秦淮河边、中山码头等地，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这种抓捕与屠杀一直延续到1938年1月底。中国军民的尸体满布南京的大街小巷。幸存者伍长德于1937年12月15日在难民区被抓走。他和两千多中国难民被日军绑起来带到汉西门外。他看到四挺重机枪分架在两边。当同胞们被驱赶到中间时，日军立即开枪扫射。伍长德比较机警，没等枪响，先倒在尸堆下，躲过了枪击。日军枪击以后，又挨个捅刺刀，伍长德的后腰挨了一刀，血流如注，但他紧闭双眼，假装死去。但日军还不罢手，又往被杀害者身上浇煤油，点火焚烧。伍长德身上着了火，他痛得翻身滚下护城河，才幸免于死。 德国商人拉贝在1937年12月14日的日记里，记述了他亲眼看到的日军搜捕、屠杀中国士兵与工人的一幕悲惨场景：“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 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组织的“审判（日本） 战犯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集体屠杀共有28案，屠杀19万多人；零星屠杀有858案，屠杀约15万人。其中：城北长江沿岸屠杀战俘与难民15万多人；中山码头9000余人；鱼雷营、宝塔桥一带30000余人；煤炭港3000余人；草鞋峡57400余人；燕子矶50000余人。城南雨花台、花神庙、凤台乡一带屠杀难民5000余人，战俘2000余人。城西水西门外至上新河一带屠杀中国军民28000 余人；汉中门、汉西门一带屠杀平民、警察2000 余人。城东中山门外至卯山、马群镇一带屠杀中国军民约数万人。总计日军屠杀中国战俘与难民达30余万人。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两年多时间开庭审问调查后判决：“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将被日军抛尸入江或以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计算在内”。 日军疯狂的暴行 日军在南京进行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同时，还进行疯狂的抢劫、奸淫、纵火等恐怖活动。 幸存者夏淑琴家就是受难的典型。她当年只有8岁，家里共有9口人：外祖父聂佐成（70多岁）、外祖母聂周氏（70多岁）、父亲夏庭恩（40多岁）、母亲夏聂氏（30多岁）、大姐夏淑芳（16岁）、二姐夏淑兰（14岁）、大妹妹夏淑芸（4岁）、小妹妹夏淑芬（1岁） 和夏淑琴，一家人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一哈姓的房屋里。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她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枪杀。夏淑琴的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夏淑琴的母亲吓得抱着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日本兵从母亲手中夺过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着几个日本兵对母亲进行了轮奸，然后用刺刀把她杀死。几个日本兵闯进隔壁房间，那里还有夏淑琴的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日本兵要强奸两个姐姐，外祖父和外祖母拼命护着她们，均惨遭枪杀。日本兵撕下两个姐姐身上的衣服进行轮奸，然后又用刺刀刺死她们。当时夏淑琴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当即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夏淑琴被4岁妹妹夏淑芸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姐妹俩哭喊着要妈妈……她们到处找吃的东西，幸好家里有些炒米、锅巴，渴了就在水缸里舀冷水喝。就这样，她们与亲人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后来，她们被西方侨民发现，从死人窝里拣出和救护，后来被“老人堂”（慈善机构） 和舅舅收养。就这样，夏淑琴家9口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日本兵杀死了7口人。夏淑琴一家的悲惨遭遇是南京人民苦难的缩影。在2014年12月13日首届国家公祭日仪式上，85岁的夏淑琴老人，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13岁的少先队员阮泽宇一道，为“国家公祭鼎”揭幕。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在日军攻占南京后，“强奸事件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者是为了保护她的家族，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就得到被杀害的处罚。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年老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并且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狂行为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在（日军） 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强奸的事件”。 日军在侵占南京后所疯狂进行的烧、杀、淫、掠等战争暴行，使南京变成了人间活地狱。拉贝写道：“这是一个无休无止的岁月，无论人们怎么想象都丝毫不会过分”。日军大屠杀的暴行，有西方记者的目击报道，有西方侨民亲见亲闻的记录，有中国幸存者的血泪控诉，还有战后日军官兵的认罪与交代，更有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审判（日本） 战犯军事法庭”的严正审判。这些历史的铁案，是任何右翼势力都否定不了的。 日军的残酷烧杀并不能征服南京的人心，南京市民内心里始终燃烧着对日军的仇恨之火。许多西方侨民亲眼看到在日军的屠刀下南京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仍坚韧不屈、英勇无畏地向侵略者抗争，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与自己人格的尊严，都被感动了。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负责人乔治· 费奇在1938年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未来如何？近期的未来决不会是光明的，但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痛苦的素质和耐力，还有许多其它的优良品德，最终必将赢得胜利”。（摘自《团结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