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白与烈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东分会负责人，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牺牲，民革川康五魂之一。 1947年，王白与同一群四川籍同仁，瞻仰南京雨花台，激情挥毫，写下“岭上埋骨方正学，长留浩气养神州”的诗句。他是具有浩然正气的革命义士，从一个名门子弟起步，紧跟时代的旋律不断进步，历经坎坷。最后，高喊“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爱国学子 王白与又名本霖，1902年10月15日出生在四川蓬安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长辈有旧学根底，多科举中榜者，清末主张变法维新，参加维新派，起过进步作用。父亲与南充张澜（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为故交。母亲为蓬安望族名媛。白与不幸早年丧父，家道中落。幼时即随母移居蓬安。他天赋聪颖，奋发自励，打下良好的汉语和古典文学基础。1921年于南充联合中学毕业后，随伯父王静生赴北京求学。时值北洋军阀当政，外患频仍，内乱不已，国势日蹙，民不聊生。他听说中国军事地图还不如日寇在我国窃绘的详尽，觉得是奇耻大辱，立志挽回中华民族的尊严，考入北京陆军测量学堂。他求学期间，常到北京图书馆博览群书，发愤苦读。知识日益渊博，且独具见识，常为北京报章特别是《晨报》撰写政治评论和文学作品，才华横溢，颇受读者欢迎。在北京的四川名流蒲殿俊（广安人，进士，近代立宪派，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后参与组织民主党、进步党，创办和主持《晨报》)，与其伯父静生为同榜进士，嘉其才华，以独女蒲耀琮许之为妻。 政坛书生 王白与在测量学堂毕业后，1927年回到重庆。时割据重庆的四川军阀刘湘于投蒋反共之后，捕杀进步学者，深感文案乏人，慕王白与之名，乃接受张澜、蒲殿俊等名流推荐，任命王白与兼2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四川省政府成立后，刘湘主持川政，任命王白与担任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兼川康绥靖公署军官研究班政治部主任。王白与参与机密，刘的重要文电讲话稿，多出自他的手笔，直到1938年，计十年之久。他的政治观点，随时局发展而变化，先是拥护刘湘巩固川政，继而推动刘湘防蒋并兼和逼蒋抗日。他的见解，深得刘湘赏识。 1935年，蒋介石利用四川军阀的反共立场，将其嫡系势力大量渗入四川。一面追剿红军，一面直接控制四川，想一箭双雕。除调蒋军入川，还派别动队、宪兵团，又亲往坐镇，办“中央军官训练团”于峨眉山，目的在于收买和分化四川军政人员，特别针对实力最大的刘湘。1935年，刘湘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开始转变反共立场，暗地接受冯玉祥的使者郭秉毅(河北人，北大学生，中共党员)、汪导余(安徽南陵人，进步人士）、李荫枫(察哈尔人，进步人士)等人的建议，联合抗日，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刘湘这一符合民族利益的转变，得到中共和进步人士及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王白与是一个积极推动者，他和高兴亚、郭秉毅、汪导余、李荫枫一起帮助刘湘在成都举办“川康绥靖公署军官研究班”并担任该班政治部主任。王白与在讲堂上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在学员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他们一致拥护停止内战，枪口对外。 地方实力派采取防蒋、逼蒋抗日的立场，对全国局势发生了良好影响。1936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蒋介石变本加厉地推行对日妥协、对内反共和剪除异己的政策，激起了人民和地方实力派的不满。冯玉祥在中共影响下，倡导反蒋联共抗日，全国各地区军事首脑，如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陈济棠等，都先后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刘湘率先发出声援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抗战爆发，他又亲率数十万四川健儿开往京沪和其他抗日前线。这是刘湘的历史业绩，也是王白与对民族和人民的一大贡献。刘湘死后，四川军人先后被蒋介石在峨眉山加以分化，被康泽拉入“复兴社”的王缵绪被蒋介石委为四川省主席。王白与鄙其为人，不愿与之合作，乃断然离开政界。 王白与和刘湘观点契合，情谊也深。1938年，刘湘病故于武汉万国医院，他亲赴武汉吊唁。但他始终保持着学士气派，以清高自励，对官场浊气极表厌恶，在刘湘左右虽有几个有识之士，更多的是蝇营狗苟之辈。王白与门前自然也少不了说情送礼、请求牵线搭桥者。应付这些人是他最苦恼的事情。每当会着老朋友，他便要痛痛快快发泄一番，把那些厚脸皮骂个够。有人称道他：“舍专员、县长而不为。出污泥而不染。” 报界铁牛 王白与为人直率，富于正义感，不愿沉沦于官场，而汲汲于新闻事业的建树。1929年，他受聘于重庆《新蜀报》任总编辑，辛勤耕耘。他为什么爱办报?因他觉得在报纸上著文论事，比写官方文章自由。更主要的是他自有一套办报主张。这集中地表达在1934年他为《新蜀报》创刊四千号所写的《纪念词》：“凡有关民族兴替、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莫不站在时代之前列，大声疾呼，至若武夫之专横独裁，党政之明争暗斗，政客之纵横捭阖，官吏之暴取横征，土劣之为虎作伥，凡此诸班怪状，足碍社会之进展者，即以纯客观态度，尽量指陈，不惧威胁，不受利诱，不避斧钺，痛加针砭。”王白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王白与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个人品德，要求甚严。1929年在重庆新闻界，有的人仗势军阀、政客作后台作威作福。他鄙视、憎恨这些角色，常常疾颜厉色地加以指斥。对志趣相投的同业，则与其娓娓细谈，互相切磋。当朋友们因一时经济困难向他告贷，他都尽力相帮。为使报界同仁进步，王白与在重庆创办新闻学研究所，吸收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热心于新闻事业的青年记者进修。参加进修的有《新蜀报》记者吴宜之、王俊(共产党员)。王白与还和他们建立了较好私人友谊。后来，二人因参加学运、工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惨遭杀害。王白与虽尽力营救，但未获成功。 1934年，王白与在成都创办《华西日报》，担任社长。他延揽了进步青年何洛等参加编辑工作，刊载新文艺作品，灌输进步的意识，很受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欢迎，把该报办得颇有生气，吸引了大批爱好文艺青年参加新文艺活动。《华西日报》副刊在当时成都首屈一指。 王白与办报，不像一般官僚只挂个空名，而是不辞辛劳自己动手编稿撰文。那时王白与在四川省军政机关任职，工作极忙。白天在办公室综核文稿或在研究班给学员上课。深夜才到报馆，经常是通宵达旦地看稿、写稿。照说身体是受不了的，但他没有生病，也不感到劳累，始终坚守岗位，认真工作，从不敷衍，故同事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铁牛”。 王白与在政治上讲操守，生活上也极严肃。尽管他收入较丰，自奉却极微薄，生活简朴，很少出外应酬，更不打牌喝酒。有一段时间，每天上下班往返城内外，都是步行。有朋友到他家去，只见满屋堆着书籍，没有一样华美的家俱，但对于买书，尤其是汉魏碑刻、晋唐法帖，从不惜钱。他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时局，精心研究。他和朋友在一起，多半是畅谈时事。 1939年，抗战方殷，国土日蹙。王白与和爱国青年李青源及金陵大学学生，决心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以纯报人身份主持《华西日报》，撰社论，评时政，不久因受官方刁难，被迫离去。生活陷于窘困，不得不到原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川康铜业管理处工作。终以志趣不合，又复离职。 1944年，在杜桴生(《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负责人)暗中支持下，并得到川康个别军人的赞助，王白与和杜重石、李扬波、蔡梦慰(诗人新闻记者、1949年殉难于重庆军统集中营渣滓洞监狱)等创办《大义周刊》，常撰稿反对蒋介石独裁暴政，间或刊载一些介绍苏联经济建设和解放区人民开荒抗日等情况报道。国民党当局竟迫令其停刊。这时王白与处境十分困难，重返重庆《新蜀报》就任总经理。王白与任《新蜀报》总经理时，抗日战争接近胜利，虽然主管的是行政，但在触及政府施政弊端的问题上，他也执笔著论加以抨击。1945年何鲁、胡文澜等倡议组织“四川粮民借谷索债请愿团”，要求政府偿还战时的借粮。王白与著论支持，痛击政府的田赋政策，指出：抗战既已胜利，政府理应偿还借粮。同年，又因法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中央银行利用向美国借来五亿美元黄金作幌子，举办以法币折合黄金储蓄存款，吸收游资。而存款到期时，财政部则强令存款人扣减四成作捐献。王白与不惧权势，撰文力斥政府背信，还引孔子的“人无信不立”严厉警告，伸张正义。这两件事，都击中蒋介石的痛处，他和蒋政权的矛盾，愈益尖锐了。为了和蒋介石政府抗衡，王白与参加了“中国农民自由党”。他以为，只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国民经济就能顺利发展，国家就能获得真正独立富强。殊不知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允许任何政党的存在。“农民自由党”成了空中楼阁。王白与也被迫离开重庆。经过严酷现实教育，王白与和他的朋友们先后走上了坚决接受中共领导以推翻蒋介石政权的道路。 民革战士 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王白与反蒋言论更趋激烈，反动当局对他益发不能容忍。重庆不能立脚了，他只身一人乘船东下至上海，原拟办《新蜀报》(沪版)进行反蒋宣传工作，但以诸多原因，这一设想也未能实现。 王白与在上海，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已取得伟大胜利，蒋介石已处于国统区人民运动的包围之中，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派已从个别反蒋，走上了联合行动的新阶段。心忧时局的王白与，终于找到了现实的有效爱国途径。在上海的郭春涛、杨啸天(杨虎)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成立了“民主同志联谊会”，王白与、王寄一、庞佑玙、何培荣、李剑华等老友一道参加该会。他还担任秘书组长，并为该会草拟了政治纲领，最主要之点是：推翻蒋介石独裁卖国政府，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郭春涛为民革常委，上海的“民主同志联谊会”相应更名为上海地下民革。 1948年冬，革命日益接近胜利，上海地下民革组织曾对上海附近的川军进行策反和江南几省被编遣军官总队的工作。因认识上的差距和特务的监视很难进行。后经研究，决定利用范绍增与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关系，弄到国民党国防部暂编第18纵队的番号。名义上是国民党的部队，实际作为民革在配合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依托。决定周绍轩任纵队司令，罗君彤任副司令、王白与任政治部主任。后因消息走漏，被改为一个师的编制。361师成立后，周绍轩回到大竹家乡，通过袍哥和议会活动，策动这里的人民群众迎接解放。王白与留住重庆，以《新蜀报》为掩护进行活动。 6月，民联西南执行部负责人杨杰由昆明来渝，通过黎又霖、杨永思等，在周均时家和王白与、何鲁、王国源开了一个秘密会。杨杰分析了时局形势，要求大家做好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王白与力主加强建军、策反同时并进，大家无异议。同时，何鲁、杨永思向大家介绍民革川东分会成立、活动情况。王白与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会上还提出执行王白与的建军主张，决定张镇宇以涪陵新庙镇为基地，组建“川东纵队”。涪陵解放时，“川东纵队”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工作。王白与在重庆，除通过民革组织进行活动外，还四处奔走串连，遇着熟识的朋友，只要是可靠的，他都畅谈时局，说明蒋介石政权必然瓦解的道理。有一次他在朝天门码头送朋友去武汉，碰到曾在鲁中孟良崮战役负伤投诚，治愈退役返家的国民党军官刘钊良。刘向他倾述了国民党军中军心涣散，士气消沉，痛恨自己走错了路，这次回家决心务农等想法后，王白与说：“你路是走错了，现在重新开路也不晚，现在有个好机会，王陵基(四川省主席)要在各县成立民众自卫队总队，掌握全县武力，好调军队去前线打仗，你可以插进去，作为策反基地。”王白与分别给“国大”代表刘湘石等写了信。由于王白与的推荐，刘被选为蓬安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临解放前夕率队起义。 为了迎接胜利，王白与的活动日益频繁。8月，他还借其弟王叔云暑假回蓬安省亲，嘱其送信给蓬安参议员陈颍川、西充县参议员王浪平，借充实县民众自卫总队之名，用参议会的名义来渝运500支枪，以响应解放。但不幸被打入民革组织的军统特务李君英、严守三出卖，他和黎又霖、周均时、周绍轩、王国源、杨其昌、江载黎等相继被捕。 被捕后，先关在大梁子老街2号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由处长徐远举亲自审讯。王白与坚不吐实。深夜十二点多钟被蒙上眼睛，押上汽车，车上的人都以为是押去枪毙，有人喊：“天哪!要杀我，请给我送封信回去好吗?”王白与则厉声喝道：“我不怕，死就死！”第二天，王白与才知道他和周绍轩被转移到军统集中营白公馆监狱楼三室。当时天气十分炎热，加上他是在路上被捕的，腰无分文，随身日用物品一件也没带。王白与一直饿了几天，才略略喝上几口稀饭。尽管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摧残折磨，但他情绪乐观，坚强不屈，常和难友吟诗言志。 11月底，国民党反动派毫无人性，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王白与是当晚押往松林坡枪杀的。他被押出囚室时，昂首挺胸，神态自若，边笑边说：“痛快，痛快!”大声高呼：“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收殓王白与烈士遗体的时候，鼻孔还流着血，在场者无不失声痛哭，肃然起敬。 （选自《民革川康五魂》一书，有删节/责编 刘则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