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煌烈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康分会的负责人，民革川康五魂之一。 一、半生戎伍，慷慨助人 李宗煌，字仲华，四川省屏山县中都乡人。其父李植卿曾参加四川保路同志会，民国初年，历任汉军军官和犍为、资中、广汉等县知县，在当地颇具声望。 1920年代初，割据川西南的军阀刘文辉在宜宾创办军官传习所，李宗煌考入该所第一期，毕业后在刘部历任排、连、营长职务。他作战沉着、勇敢，爱护士兵，交友言而有信，受到刘文辉器重。1929年晋升为团长，年仅30岁，成为刘部的中坚骨干。 李宗煌服役期间正是四川军阀割据时代，各派系军阀首领分别占有几县或几十县作所谓防区，自任官吏，自定税收，招兵买马。所属营团以上军官，实际就是驻防地的太上皇，全体老百姓都是他们统治和盘剥的对象。李宗煌的许多同辈，即便是在角逐中丢了官的，也能聚敛大量资财，而李宗煌则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李宗煌有一颗善良的心，幼年在家，见后母虐待婢女、歧视前娘子女，十分憎恶。对受压迫被侮辱者，满怀同情。他慷慨行侠，乐于助人，有强烈的正义感，只是不知道怎样铲除人间不平和推动社会进步。在做了刘部的骨干之后，目睹士兵伤亡，庐舍为墟，人民流离失所的惨象，与自己的初衷相去甚远，常生悔憾之意，屡言“有愧于心”。 李宗煌后改隶刘湘，被明升暗降，遂坚辞不就，以38岁盛年毅然脱离军界，寓居成都。他曾随刘文辉“易帜”参加国民党，亲眼看到许多党员把主义当狗皮膏药骗人，把党证当升官发财的护身符，从而对政党不感兴趣。但他对中共党员的品格十分敬佩，像“仗剑怀佛心”的军人、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就是他的好朋友。1930年代初，李宗煌在刘文辉部高育琮旅任职，驻防眉山，中共地下党员张元昌不幸被高育琮旅逮捕，备受酷刑，生命垂危而坚贞不屈。车耀先派人去找到李宗煌，委托他营救张元昌。李宗煌明知牵涉共产党可能危及自己，慨然相助，赴成都与车耀先、庞佑玙会商营救办法，多方奔走，终于将张元昌保释出狱。他见张的伤势严重，无钱医治，又迅速筹集大洋二百元，赠张作医疗费，派人护送至成都，还助其住进四圣祠医院治疗，期间多次看望，情似弟兄，直到张恢复健康。 李宗煌的另一好友祝荫隆曾任川军团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社会上关于他的风言甚多。李宗煌不怕牵连受祸，和祝交往如旧。一次，祝荫隆拟去苏联学习，苦无路费，妻子、孩儿又无人照管，李宗煌得知立即赠送路费，并且按月供给其妻儿生活费。不少素昧生平的后起之秀，慕名求援，李宗煌也慷慨解囊，不吝扶持。一些青年在他的资助下，得以去革命圣地延安。 二、身为袍哥，热爱民主 李宗煌平素仗义疏财，他解甲归田之日，可谓两袖清风，除成都一寓所外，只有祖遗的部分财产。后来甚至不得不变卖自卫手枪以应急需。但他赋闲乡里，摆脱了官场的浊气，我行我素，心情反而转为愉悦。 李宗煌早年的亲朋好友中，不少是袍哥名流，闻其赋闲在家，纷纷慕名拜访。不久李就被推为袍哥首领。他成为哥老首领后，九流三教咸与交结，声势日隆，常保护弱者，还凭借社会地位参加许多文化、政治活动，与蒋介石政府抗争。1944年，李宗煌与张澜、谢无量一同被邀为《大义周刊》的发起人，该刊由杜重石、王白与等在中共地下党和民主同盟支持下，联合进步青年张真民等创办于成都。它的宗旨是揭露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宣传民主政治，挽救抗战危局。常聘沈志远、张友渔、杨伯凯等左翼作家和政论家撰写时评。其言论击中蒋介石统治的要害。发行不久，即被国民党政府迫令停刊。李宗煌毫无畏惧，挺身承担责任，并继续支持民主进步活动。1945年秋，根据《新华日报》驻成都负责人杜桴生的建议，进步文化人沈志远、杜重石等，在重庆增设一个外表不太鲜明的进步书店，作为老牌进步文化单位的辅助。李宗煌欣然同意为发起人，并资助经费。 李宗煌在支持进步文化活动中，较多地接触了张澜、谢无量、范朴斋、张志和、王白与等爱国民主人士，与他们一起研究时局，受益甚多。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联合政府主张，确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良策，相信中共是真正为民族和人民利益服务的政党。他开始从一个洁身自好的旧军人和袍哥首领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更积极地从事争取民主的政治活动。 三、多方奔走，发动起义 1948年初，通过范绍增、王白与、庞佑玙的介绍，李宗煌结识了爱国反蒋的著名人士杨虎和民革中央常委郭春涛，看到民革《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认识大大提高。他完全同意忠于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国民党人应该在政治上组织上同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中央公开决裂，与全国人民一道为推翻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权，为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旋即由郭春涛介绍参加了民革组织。他年近五旬，而精神空前振奋，返回成都便四出联络友好，宣传民革宣言和行动纲领，发动他们参加民革活动。 1948年5月，杜重石奉民革中央之命，由香港飞成都，与刘文辉、李宗煌等磋商建立民革机构。决定同时成立民革川康分会和民主联军川康军事委员会，两会均取地下活动方式。刘文辉是四川地方实力派中与中共接触甚早的人物，与蒋介石明暗抗衡多年，声望最高，众意推刘主持两会，但刘又最为蒋介石政权所忌，不便公开活动。几经磋商，推定刘文辉化名杨宗文，李宗煌化名华正国任两会正副主任，李实际负责日常组织工作。是月，两会即在刘文辉警卫大队长王瑞臣家宣告成立。1949年春，杜重石第二次由港飞蓉，带回民革中央给民革川康分会各主要负责人的任命书和工作指示。 李宗煌担任此职后，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一面作逃往台湾布置，一面将残部退集西南，妄图以川康为基地负隅顽抗。李宗煌深感责任重大，不顾危险，紧张地组建民革地下组织。他先后直接发展了聂轰、王蕴兹、傅渊希、姜亚农、朱戒吾、乔曾希等为民革党员，他们都为迎接四川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宗煌主持工作，以革命利益为重，坚持任人唯贤。当时曾有人建议安排他的亲朋老友担任民革和军事组织的重要职务。他总是耐心地解释：民革的具体情况不同于共产党，成立时间短，组织还要大发展，今后必有一些声望较高、革命影响更大的人士进来，如果先把重要职务都作了安排，对革命全局不利。他还坦然表示：“我们参加民革目的是为革命做工作，不是做官，今后大局需要我一定让贤。”他的胞弟曾任川军营长，在李宗煌身边为民革做了不少具体工作，但民革重要组织活动，从没让他参加。李宗煌不但不给他职务，还谦逊地说：“也只能跟我走，不足以当革命大事。” 李宗煌家境本不宽裕，当工作需要王蕴兹从澳门返川，他便主动寄去路费，促成王早日成行。另一位同志有急需，他手头无钱，唯一可变卖的是自己的手枪。有人劝阻，他豪爽回答：“为革命成功，个人生命尚且不足惜，何况区区一支手枪”。 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是川西南险峻山区，地势有利，又是李宗煌长期经营之地，社会关系广泛。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准备，先派志同道合的妻子赵玉君回屏山代他向参议会、自卫队中的亲友同仁做工作，通声气。又通过“哥老”发动下层群众。在李宗煌推动下，川康民革在起义与策反方面迅速取得进展。在发展民革组织同时，李宗煌还推荐人选，成立了地下军事组织———川康民主联军，李宗煌自兼川南军区司令员。在李宗煌主持下，1949年5月9日发动了崇宁起义。因众寡悬殊，未能成功。但此举打击了国民党政权的嚣张气焰。事后，民主联军又在刘文辉掩护下，经过休整，于11月初，从雅安出发，配合中共岷江游击队，阻击蒋军向西康逃窜。李宗煌在家乡的活动，引起了王陵基的恐惧，王在解放后供认：“1949年4、5月，李在成都公开向人声称：他在雷、马、屏、峨掌握不少地方武力，可以随时在该区发动武装起义，当时时局一天天紧张，我怕李宗煌回去真的闹起来，各方加以响应，就不好对付了。”可惜这一计划，因李宗煌被捕而未能实现。 他还深谋远虑，注意发动青年学生。据朱培东回忆：1948年暑假，在李宗煌关怀下，雷波、马边、屏山、沭川、绥阳旅蓉同学，以川大学生为核心，组织了五县联合同乡会，编辑出版了《五联报导》，探讨学术，痛击时弊。同年秋，李宗煌亲自出席在望江楼举行的集会，从多方面讲述国民党的反动本质，鼓励他们学好本领，接受新思想，为人民效力。还在生活上经常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同学们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李宗煌培养并参加起义的民革青年成员曹立中(成华大学学生)、王建昌(四川大学学生)、黎一上(成都军校学生)也被捕，12月7日牺牲于成都十二桥(革命烈士)。 李宗煌还以“国大”代表的合法身份参加熊克武、但懋辛等组织的“川康渝民意代表联谊会”的活动，以“人不离枪，枪不离乡，四川人要活命”来号召民众，反对王陵基助蒋为恶。他以革命为已任，席不暇暖地忘我奔走呼号。 四、视死如归，大义永存 李宗煌憨厚性直、待人热情坦荡的性格，在袍哥中很受推崇，用于革命地下斗争则不尽合适，以致他的某些革命意图和行动为敌特所侦知。 李宗煌在崇宁起义前后，已处于国民党特务和王陵基的监视之下，亲友们得知他已上“黑名单”，极力劝他转移到川南，以武力作保护，但李宗煌认为：“我是带兵出身的人，情况危急时，一定要镇静，而且事情刚有头绪，如负责人产生畏惧心理，先行撤走，会涣散军心的，革命就是要冒风险。”而他对别人的安全，则考虑极周。崇宁起义后五天，即5月14日，李宗煌约请在成都的民革同志紧急会商对策，决定了应留、应撤的名单。在大家要求下，他同意回川南主持全局工作，但让其他同志先撤。就在当日下午，王陵基伙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统室（中统）主任先大启对他下了毒手。 李宗煌被捕后，中共和民革同志极为关注，立即发动郭汝瑰（时任国民党72军军长，起义后参加中共）进行营救。黄埔第十期、十一期同学数十人也联名通电保释，而王陵基则声称李宗煌犯了“叛国罪”，拒不允准。事实证明，王陵基等确曾想从李宗煌身上，突破缺口，打击地方实力派。李宗煌则以钢强铁汉的气概，挫败了蒋介石、王陵基的阴谋。 敌人知道李宗煌为人吃软不吃硬，逮捕之初只是软禁，以示优待。一些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上层人士，则装出“关心”的姿态，纷纷看望，还设宴款待。他们一再表示：“党国的事可以商量，都是自己人嘛，有意见大家说清楚就行了。”但是在敌我分明的大是大非面前，憨直的李宗煌却能洞察敌人的奸计，他严正拒绝：“我没有做过出卖国家民族的事情，叫我说清楚什么?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敌特见此计无效，就将李宗煌转送国民党省特委会监狱———成都罪恶昭著的杀人魔窟，实行软硬兼施。 李宗煌的外甥王蜀生（时任72军副参谋长），以蒋军嫡系军官和亲属身分，带着李宗煌的独子李致民前去探望，被许在敌特监视下见面。李宗煌恐王蜀生说话不慎，为敌特所乘，乃以目示意，抢先坦然相告：“我宁肯砍掉脑袋，也不愿割去耳朵，请亲友放心（指民革同志），你转么舅（赵念君）望他们好好照顾舅母（赵玉君）和毛弟（李致民）。你也应早点返职，做你应做的事。”王蜀生果于1949年底在成都会战时起义，后为四川省人大代表、屏山县人大副主任。 李宗煌失去了自由，但民革活动仍然继续，由李宗煌发展的民革成员，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不少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为迎接成都和川西解放做了很多工作。而他本人则于9月被押往重庆军统监狱，在酷刑下与敌人作顽强的斗争。 1949年秋冬，蒋介石多次到重庆、成都，企图靠残余兵力，挟持地方实力派，固守西南，并下令枪杀所有被他们囚禁的革命志士。蒋介石称李宗煌等民革五位坚强不屈的革命同志为“叛徒”，指名处决。同年11月28日，李宗煌被害于他的囚室———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重庆老街二号。 李宗煌捐躯，大义永存。1950年继隆重的重庆追悼会之后，成都也在文殊院举行李宗煌烈士的追悼会，到会友好数百人。同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颁发了光荣证。1983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又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选自《民革川康五魂》一书，有所删节/责编 刘则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