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8年元旦，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60周年。从建立之初，众多民革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下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中一些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而央勇牺牲。本栏目将陆续刊登相关文章，以示纪念，表达我们对烈士的敬仰与哀思。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在北京正式召开。在庄严而隆重的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了一个临时动议，由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家属致唁，并特许杨杰为列名缺席代表。杨杰是谁？他是怎么去世的？为何能得此殊荣？ 拥护中共政治主张 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杨杰将军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杨杰，字耿光，又名漱石，1889年生于云南省大理县。191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武昌参加辛亥革命。大革命时期，杨杰将军竭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共产党人并肩北伐。此后历任师长、军长、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长江要塞总司令、陆军大学校长等职。 杨杰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一度深受蒋介石器重，曾在1928年蒋介石的二次北伐、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扭转危局，成为蒋最亲近的幕僚，号称“智囊”。由于性情耿直，嫉恶如仇，不肯曲意逢迎，同时对蒋介石的反共独裁政策不满，两人关系逐渐疏远。1931年，当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时，他愤然离开部队，到上海闭门读书，重温孙中山先生的遗著。后因其主张积极抗日，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被派出国“考察”。杨杰将军在欧洲各国的见闻中，悟出了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真谛，开始萌生了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信念。 七七事变后，杨杰将军拥护中共中央为国共合作发表的宣言，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他以军事学家的身份出任驻苏大使，积极为抗战争取国际支援，爱国、民主、进步的政治立场愈发坚定。 1940年，杨杰由苏联回国后，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亲美反苏、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极为不满，常常公开加以指责，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周恩来通过宋庆龄与杨杰建立联系，遇有重大事情都要接见他；董必武同志与杨杰建立了单线联系，经常把一些重要的消息告诉他，让他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有许多文件、书信等等，是董必武同志亲自交给他，再由他转递出去。皖南事变发生后，杨杰认为这是“破坏国防的健康，抵消国家的作战力量”，是“足以致命的危机”，因此更被蒋介石所忌恨。 1943年，昆明中共地下党负责统战工作的刘浩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做了龙云的工作后，把云南的工作情况，以及打算和龙云建立正式的统战关系，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向党请示。党中央经过研究后，回信让董必武转给刘浩同志，传达中共中央的答复。信内说明中共中央同意刘浩的意见，可以和龙云建立正式的统战关系，派华岗为代表去与龙云谈判。这封信，董必武同志亲手交给杨杰，要他带到昆明交给楚图南。当时，杨杰任英美考察团团长，路经昆明。楚图南按党的指示，来机场迎接杨杰，然后按照信封上的地址让邮递员送到《云南日报》收发室，由收发室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交到刘浩手里。结果，党和龙云建立了正式统战关系，在龙云处安了一个电台，与重庆办事处进行联系。管电台的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这个电台一直坚持到龙云下台。杨杰还经常向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卢汉宣传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直接导致了卢汉思想转变，对云南的和平解放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陈诚公开发表三个月击溃共军主力、五年完全肃清残余的谈话，杨杰则公开表示“要三个月打垮共军主力，五年内肃清是办不到的，我认为十年打不垮，百年肃不清”。向甚嚣尘上的反共气焰泼了一盆冷水，也鼓舞了广大中国人民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信心。 积极投身民主进步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特别是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领导下的南方局直接关怀下，杨杰积极投入民主革命运动。1945年10月，他与谭平山、陈铭枢、王昆仑、郭春涛等民主人士组成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杨杰是七个常务干事之一。“民联”成立后，经常组织进步人士座谈国际国内时事，宣传中共的政策，用客观的态度分析形势，使这些人在政治上有明显的进步。为此，董必武同志曾鼓励说：“你们这个座谈会搞得很好。抗战的胜利，民主的实现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们交了许多同情革命的朋友，也是对我们党的支持。” 为了拉拢杨杰，蒋介石准备任命他为云南省主席。杨杰断然予以拒绝。在重庆时，他常往返于重庆和昆明，与各界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在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物中进行组织宣传工作，帮助他们认清形势，明辨是非，走爱国的道路。他动员侄女婿朱健飞参加民盟，并为民盟办的《民主周刊》筹款，为重庆举行的民盟临时代表大会提供了免费使用的专车等等。他帮助民主进步人士的斗争，并掩护和营救他们。有一次，民盟云南支部招待昆明各界社会人士时，他听了李公仆、闻一多的发言之后，立即表态：“你们的话，就好像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食之如饴，嚼之有味，如果中国政界人物都能像这样通情达理，我们国家早就不会糟到今天这步田地了。” 杨杰还积极支持进步报刊克服困难，使之正常出版。1946年中共地下党员陈赓雅在昆明办了一份进步报纸《民主报》。由于它宣传进步，因此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经常来找的麻烦。陈赓雅就去找杨杰商量，杨杰认为，把《民主报》改为《民生报》，就可以减少只注意表面形式的特务的注意。于是就正式申请把《民主报》改为《民生报》。这份报纸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关怀，杨杰出任社长，原社长陈赓雅改任副社长，张天放任经理兼编辑。 此外，杨杰还找张天放联系，商量民革的组织发展工作。杨杰对张天放说：“蒋介石是独夫，非垮不可，反对他的人很多，我们现在要朝这个方向做工作，多联系些人，非把这家伙打倒不行。”他们组织了一个“双周聚餐会”，定期进行形势讲话，使参会的进步人士能够认清形势，坚定反蒋反内战的立场。“双周聚餐会”就是后来云南民革组织建立的基础。他们还发动昆明万人签名，召开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大会，闻一多、李公朴、冯素陶、楚图南等都积极参加签名，并由张天放拟了一个稿子，闻一多修改后，以通电形式公开发表，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 指挥西南四省策反工作 1946年，“民联”中央机关迁到上海后，杨杰先后聘请了熊克武、但懋辛、刘文辉等人，通过他们争取国民党中上层人士。他们曾先后召开歌乐山会议、青城山会议，在川北、川东、川黔边、川西等地，都组织了地下武装。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作准备，同时相机进行军事策反工作。 1947年，杨杰闻知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在香港筹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便写信建议“民联”与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等组织联合起来。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民联”成为民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杨杰当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负责西南四省（川、康、滇、黔）的组织、活动工作，同时仍继续领导“民联”的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部迅速分化。不少人到四川来找杨杰，希望寻找进步关系。 1948年冬，杨杰与甘祠森、黎又霖等人召开时局讨论会，讨论战争发展对西南四省的影响，以促使人们认清形势，加快反蒋独裁的步伐。大家会上一致认为，应该“保川拒蒋，迎接解放”。杨杰派人到四省去联络反蒋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爱国将领以及少数民族的反蒋土司，策动他们进行武装起义。此外，还积极领导和策动云南人民自卫军配合解放军解放大西南。 1949年6月，杨杰的学生、国民党陆军大学代理教育长杭鸿志，来找杨杰，希望他去对教官及全校教职工发表谈话，目的是动员陆大教职员，为起义作思想准备。杨杰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杨杰深知，陆大教职员工中，绝大多数未和共产党打过仗，思想包袱不大，但由于国民党的宣传，也有一些人存在思想顾虑，特别是他们的家属，所以对陆大的教职员工做一些思想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应该正确选择自己的前途，很有必要。他首先在陆大教官联谊座谈会上全面具体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之后，杨杰又在陆大全体教、职、学员中作了一次形势报告，说明蒋介石必败，共产党必胜的道理。同时介绍了苏联对帝俄时代的旧军官十分重用和优待的情况，并指出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一定要创办正式军事学校，会像苏联那样对待我们的。因为我们均具有一定的军事技术知识和教育经验，对军事教学还是有用的，我们对共产党又没有深仇大恨，共产党一定会使用我们的，没有忧虑个人前途的必要。这样，许多人的思想顾虑消除了。终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教育下，在人民解放军“二野”司令部派去的地下工作人员陈济生等的具体安排策动下，1949年12月1日，国民党陆军大学全体人员在重庆宣布起义。 7月下旬，杨杰为加快起义进程，秘密给刘文辉部一团长写了一封亲笔信。不料这封密信落到保密局西南特区一组长李瑞峰手中。蒋介石很快得知此事，深感不安，指示毛人凤速将杨扣押起来，听候发落。就在特务们正要动手之时，杨杰因事离开了云南。 杨杰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中国共产党对杨杰的安危非常重视和关心，几次电邀杨杰北上参加新政权。但杨杰考虑到他在西南策反工作已有一定的基础，顾虑因他突然离开会产生不良后果，故请中共中央容他暂缓一步离滇，再次向党表明个人安危没什么要紧，继续在昆明活动。 1949年9月初，昆明的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特务大举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黑名单上第一个对象就是杨杰将军。为了避开反对派的魔手，杨杰秘密离开昆明，赴香港避难。毛人凤亲自将杨杰家中抄出的日记及来往信件等一一翻阅，终于掌握了杨杰下榻处，随即布置了谋杀计划。19日晚10时左右，国民党特务偷偷来到杨杰住处，谎称有信要面呈。杨杰毫无戒心地取过信，坐在藤椅上拆阅，特务突然拔出手枪对准杨杰胸部就是一枪，紧接着又对其头部补了一枪。就这样，一位富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军事理论家、战略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最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杨杰被害后，中国共产党以及广大进步爱国人士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躲在阴暗角落里所干的卑鄙勾当，表示强烈的义愤。国内外许多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卑鄙行为，深切悼念杨杰。在杨杰将军的追悼会上，新华社的挽联是： 蒋死党水尽山穷，敌对人民屠俊彦； 新中国千锤百炼，清除汉贼慰将军。 民革中央亦电唁杨杰家属，唁电说：“惊悉耿光同志应召出席人民政协会议，途中在香港惨遭匪特杀害，不胜痛悼！耿光同志致力民主革命，贡献甚多，当此新中国正在诞生，反动统治宣告灭亡之日，耿光同志虽死，亦可无憾。尚望勉抑哀思，继承遗志。特电奉唁。” 1950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民革云南省委派张德尊与杨杰将军家属赴香港，将杨杰遗体火化运回昆明，葬于西山烈士墓地。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亲自题写了“杨杰烈士之墓”碑铭。1980年夏，民革中央副主席吴茂荪到云南视察民革工作，接见了杨杰家属杨兆龙、杨德慧，勉励他们要继承先烈遗志。经过与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协商，对杨杰烈士的坟墓加以维修。1982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杨杰同志为革命烈士。1985年，杨杰将军遇害36周年，张爱萍同志为杨杰将军题词“热血沃中华”。1989年，云南省政协召开了杨杰将军诞生100周年暨遇害40周年大会，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等人出席会议。 （作者杨德慧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李韧系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责编 王秉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