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已八旬的著名金融学家甘培根对我国金融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曾做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他参与整理、搜集了中国近代货币史料，编纂出版《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等金融专著，填补了我国金融史上的一大空白；由他主译并编辑出版的长达60万字的《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及与人合译的《汇丰银行百年简史》，为今后编写中国外资银行史提供了大量档案资料。 甘培根30岁被打成右派，32岁腿部致残，54岁才在政治上获得新生。他于1952年加入民革，60岁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论他的经历多么坎坷，在逆境和顺境中，他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他积极建议并参与了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组建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金融管理人才，这些当年的高才生至今仍是活跃在金融第一线上的高级管理人才。 为了促进我国由计划经济的大一统银行制度向二级银行制度转变，他通过中央电大向全国宣传普及银行知识；他还主持编写了《外国银行制度与业务》一书，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外国银行和金融市场；作为全国及北京市政协委员，他还针对我国各个时期金融发展情况，多次发表可行性建议和意见…… 甘培根用三个阶段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事业成就，第一个阶段是1925年至1957年，那是一个人风华正茂的大好年华；第二个阶段是从1957年至1979年，这是甘培根一生中最坎坷的时期，是他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阶段；改革开放到今天，则是甘培根最感欣慰的第三个阶段。 新中国的“海归”金融家 1942年夏天，17岁的甘培根在成都同时考上了武汉、重庆、燕京等五所大学，因为对燕京大学这所刚刚从北平迁往成都的颇具盛名的学府慕名已久，他毫不犹豫地选中了燕京大学经济系，成为该校在成都复校后招收的第一批新生。对于一直在相对闭塞的四川盆地接受小学、中学教育的甘培根来说，燕京大学的英文教学法，是一种全新的学习过程。天资聪颖的甘培根不仅很快习惯了新的学习环境，更在郑林庄、赵守愚、唐炳亮、陈志让等一批优秀教师的讲授下，得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启蒙。和当时南迁的许多名牌大学一样，燕京大学也聚集了许多中国著名的教授、学者，师资力量很强。甘培根在学习经济学以外，还选学了陈寅恪、吴宓等老师的国文课，这为他打下了较为深厚的文学基础。几十年后，当甘培根回忆起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经历时，他说，燕京大学不仅给了我接受东西方教育和文化的机会，更使我得到了结识终生爱人康力并缔结美满姻缘的机会。 1943年读大学二年级时，甘培根认识了同在燕京读书的康力，那时她从金陵女大刚刚转学到燕大新闻系。康力的出身颇为显赫，她是当时四川一个很有声望的民族资本家的千金。其父康心之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顾问。康力在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女大接受的都是西方的教育，她开朗、漂亮，在燕大校园里颇为抢眼。大概是甘培根的聪颖以及朴实又俊秀的形象吸引了这位大家闺秀吧，在众多同学中，康力唯独对甘培根产生了好感。几年的同学生活，他们都朝夕相处，彼此相爱日深。甘培根说，受过多年“洋”教育的康力与自己这个土生土长土气十足的青年恋爱，曾引起周围一些人的惊诧和不解，可是年轻的康力根本不被别人的看法所动，她坚信自己的眼光和感觉。不仅康力与自己真诚相爱，她的家庭也没有过多地为难这对相爱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他们就在成都举行了中西结合式的婚礼。 1948年，甘培根考上了政府派出的自费留学生，来到美国加州的太平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9年10月，还没有完成硕士论文答辩的甘培根，因思乡心切踏上了据说是最后一艘免费运送留学生回香港的客轮。 本来打算返回美国完成答辩后再回国工作的，可是祖国处处洋溢的那种建设的热潮感染着甘培根，他热血沸腾，决定留下来。就这样，甘培根成了新中国第一批“海归”人士。那个年代，“海归”的年轻人不多，学习金融的更是少见。1950年8月，甘培根被分配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从事外汇管理业务和国际金融业务，25岁的甘培根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尽情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真是如鱼得水。 当时许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货币没有中文译名，这给工作带来困难。甘培根与同事徐静波一起翻阅资料，编写了《世界货币手册》。这本书出版后非常受欢迎，当时出国人员人手一册，他们所翻译的多国货币译名一直沿用至今。充满活力的甘培根喜欢打球，排球场上，羽毛球场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还喜欢跳舞，在50年代风靡一时的交谊舞会上，甘培根的翩翩舞姿也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逆境中白手起家 编纂金融史 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了甘培根的激情，正在他充满热情地投入在自己喜爱的工作时，1957年开展的反右斗争给了他当头一棒！甘培根万万没有想到忽然间自己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甘归集团”（指甘培根和归淇章右派小集团）的帽子。这场反右运动给了甘培根铭心刻骨的“教训”，他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 甘培根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建设的右派分子，与几百个同样罪名的人一起，从北京双桥农场，被送往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北大荒853农场接受监督劳动。每当北风刮来，北大荒几乎转眼间就会变得白雪皑皑。在茫茫荒原、瑟瑟寒风中，心里充满委屈的甘培根苦熬着岁月。甘培根说，自己在那时能够坚持活下来，靠的是信念。他说，想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想到自己曾经的理想，就能往前看，挺得住，不绝望。 1961年春夏之交，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不幸的是他患上了急性化脓性髋关节炎，病倒了！偏远的853农场医院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医生对这样疑难的病人几乎束手无策。当时北大荒条件恶化，伤病人员增加，中央决定把这些仍在853农场劳动的“右派”调回原单位或另行分配工作。 但甘培根失去了这个机会，他因病情严重，只得继续留在医院，发着高烧、孤单一人躺在病床上。远在北京的康力得知情况，独自一人乘火车赶往北大荒。看到甘培根躺在农场小医院的病床上显得那么无助，她心如刀绞。第二天，在康力的要求下，甘培根被人用担架抬着乘火车转到北京医治。甘培根的生命保住了，但他的一条腿却落下了残疾。那一年甘培根才36岁。 1963—1977年间，甘培根被安排到人民银行参事室搞史料，在妻子的鼓励下，“坐冷板凳”期间，他静下心来翻阅了大量书籍，从自己在燕京大学时所学的一点点货币学入手，潜心搜集、整理，研究起了中国近代货币史料。 甘培根是个做事认真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要做得最好。虽然整日拄着手杖，拖着病残的腿；虽然一天天埋头在充满尘土味的资料室里，甘培根居然对这份工作产生了感情！每当他发现一份重要的档案，都会喜出望外，细心地抄录下来，有时还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写出文章来发表。 他参与编纂并出版了《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二、三辑，这套书集中了从清朝到北洋军阀、国民政府时期的大量档案资料，对研究我国的金融、货币和银行史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运用自己深厚的英文功底，甘培根与人合译并出版了60万字的《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和《汇丰银行百年简史》，为今后撰写在华外资银行丛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甘培根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绝不是一般的史料整理工作，对于经历了一场文化浩劫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这是对货币银行档案资料的一次历史性抢救，它为中国近代货币银行史填补了一块巨大的空白。 不遗余力 推动金融体制改革 1979年，甘培根被错划成“右派”的问题得到纠正，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不久，他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的一名一等行员提升为该所的副所长（1980—1994）、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1981—1994）、名誉主任（1994—2001）、中国金融学院副院长（1987—1992）、中国金融培训中心主任（1987—1991），在这期间他还先后7次到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修、考察与讲学。 20世纪80年代，我国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落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曾一度造成了银行资金短缺、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作为从事了几十年金融工作的“老金融”，甘培根心中十分着急，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根据金融方面的客观规律，提出一些改革金融体制的建议。因为当时我国的许多观念、制度还一直受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甘培根他们提出的建议，起初从上到下都有很多人不理解，也就更谈不上接受了。随着改革的步步推进，中央逐步加快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中间甘培根不遗余力地做了很多理论宣传和推动工作。 第一次讨论银行法时，初稿还是《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在后来的银行法定稿会上，甘培根提出应该把《中央银行法》改为《中国人民银行法》，因为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是这个法第一条赋予它的权利，法律规范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行为，而人民银行是根据这个法律来成立的，因此不能叫《中央银行法》。最后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接受了他的意见。 改革开放不久，为了制订有关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一些制度法规，甘培根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不断向社会介绍西方银行制度的情况。他们编写了《中央银行比较研究》一书，对美、德等国中央银行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介绍了西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对金融的监管与财政的关系，如何加强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内容。 在关于中央银行能否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问题上，国内一直有争论。甘培根认为，应该赋予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央行不宜与政府财政部门距离太近。因为银行是发行货币的机构，财政部是花钱的机构，如果它们之间“不分彼此”，那财政部门随便花钱就太容易了。这就是在许多国家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促进我国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甘培根与人合编了《外国银行制度与业务》一书，在国内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商业银行的理论、业务范围、资产负债管理以及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该书不仅作为中央电大金融系的教材，而且他还与林志琦等人亲自作为该课程的电大主讲老师，给辅导员讲课。1993年初，他和林志琦、唐旭合作汇编“漫谈西方商业银行”的文章，在《中国城市金融》杂志上连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我国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做了舆论准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