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与“行”的认识论及其关系这个问题上，古往今来的先哲和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初，“知”和“行”并非作为哲学概念而产生的。“行”的最初含义是道路，后来逐渐引申为走、从事和践履。在作为哲学概念时，它才具有道德实践、实际行动等意义。“知”包含学问、认知和理解等方面的涵义。有明确论述知行对应关系的是《左传·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和《尚书·说明中》的“非知之艰，行之惟难”，之后知行对应关系就一直在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由于受时代限制，知行学说往往局限于个人道德修养和日常生活行为，并没有赋予近代民主和科学的崭新内容。 孙中山提出的“知难行易”学说与他自身的认识和革命实践密不可分，有复杂的理论和现实背景。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的果实反而被大军阀袁世凯篡夺，接着是连年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的灾难愈加深重。这与孙中山革命初衷实在是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孙中山从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践中，深感“非知之艰，行之惟难”这种传统旧说正是中国近代之所以积弱衰败，革命事业不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破除这种旧的传统观念，鼓舞人们“无所畏而乐于行”的勇气，孙中山提出了相反的命题“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以求从理论上维护其革命建国的设想，并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作为论证，认为革命事业之成功、民主共和之实现、国家之由衰致盛，最重要的是要使国民知，既要知革命建国之可行，又要知世界之大势，更要知各种科学知识、术业专攻。只有国民了知这一切，加之“专门家”们的努力和杰出人物的领导，所有宏愿便能够计日以成。针对此，他提出了“知难行易”学说。 虽然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未能如其所期冀的那样唤起民众跟随其共图革命成功，然而“知难行易”学说对“知”与“行”内含的理解和丰富是孙中山知行观的重要创新之处。孙中山所说的“知”主要包含两个意思， 一是指自然科学知识，即他说的“真知特识”，这是他搞经济建设的科学武器；
一是指革命理论，主要是指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等社会政治学说；所说的“行”，是指能使人类文明发达、国家进步的实际活动，其中主要是指科学实验、资产阶级革命实践等。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突破了中国古代哲学对于“知”、“行”的狭隘理解，要求人们敢于实践和勤于实践，不仅重视“行”的作用，也强调“知”的作用，还把革命斗争纳入实践的范畴。因此，“知难行易”不仅具有创新性，还具有革命性。 但另一方面，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又有局限性。孙中山还不能认识到实践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性质，片面强调了“知”的作用，不懂得只有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认识的真正源泉的道理，这导致他领到的辛亥革命和多次反对封建军阀斗争的失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相同或不同的时代、环境、背景等条件下，不同的人就会得出“知”和“行”的不同结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被封建军阀篡夺了，但是辛亥革命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可以说，民革组织是孙中山革命斗争精神的直接继承者，没有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就没有民革组织的创建发展，没有孙中山的精神就没有民革组织的发展壮大，也就没有民革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持久的亲密合作。（作者杨永琦 郭维东城二支党员） 参考文献：吴喜梅《论孙中山知易行难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