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传记，既容易，也不容易。关键在于是孤立地撰写这一个人的经历，还是将这个人放到整个时代背景中进行研究。只要下了一定的功夫去搜集资料，将一个人的生平事迹排列出来，就有可能成为一部让读者觉得还不错的传记。但将这样的传记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考量，就会发现初看之下尚属合理的描述，其实往往是经不住仔细推敲的。任何人在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因而无论什么问题都不能仅从一个方面来思考，必须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 放宽视野 譬如说在一般研究蒋光鼐的论著中较为忽略的南昌起义问题，看《蔡廷锴自传》讲是“很和平地清理了共产党员”，有的传记中就用“礼送”来叙述这件事，颇有君子交绝不出恶声的姿态。但大多忽略了中共方面的反应，从周恩来、刘伯承、叶挺、聂荣臻、张国焘、周逸群等人的报告以及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有大部分人都将蔡廷锴率部离去作为南昌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中共高层领导的想法，是否会影响到此后他们与蒋光鼐、蔡廷锴的关系？答案恐怕是肯定的，但具体有多大程度则需因时因地而考察。 有些事情从局部看是这样，但将眼界扩展开，就会发现真实情况与原来所理解的不同。一直以来，主流舆论都宣扬蒋介石不支持十九路军进行淞沪抗战，其中一个罪状就是扣留不发十九路军的军饷，我们从小所接受的就是这种宣传。有一段时间十九路军未能领到军饷，这是事实，但在这事实背后，还有着一般人不了解的背景。实际上有两点是大多数人所不知晓的：第一，是蒋介石于1931年12月被迫下野，在淞沪抗战爆发后始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正式重掌军权，虽然在此期间他仍掌握相当大的权力，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第二，是当时政府手中确实没有钱，欠饷的不仅有十九路军，陈诚、张治中等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皆未发饷。 另据《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中央令财部驻沪办事处，充分接济十九路军饷，一月份饷，已由宋子文如数拨付，二月份饷，亦即筹拨。至参战各军队，有上官一师、梁师、俞师、第五军等亦由十九路总部同时发放。军需亦甚充足，可支持甚久云。”可见至少十九路军1932年1月份的军饷已经发放，而且第五军等陆续前来支持的军队饷项亦由十九路军总部发放。张治中在1932年2月14日给林蔚的密电中讲：“若言饷项，则友军按月十成，闻有加一之说，而本军例发八成，尚积欠四、五月之久。同在一条战线，相形见绌如此，无怪各部队长咸以逃兵及伤兵不愿回队为苦也。”张治中这封密电中所言“同在一条战线”的友军，当指十九路军。 有些材料看似与传主没有直接关系，如叶挺的恋爱、结婚，但从中反映出叶挺与张发奎的关系之深厚，且不拘形迹。而这或许可以使人更容易理解在1927年7月间张对叶的态度，并进而推想叶在南昌起义时对蔡廷锴的力保，这种粤军中的袍泽之情，外人恐怕不是很好理解。 挖掘材料 无论是撰写论文还是传记，首先是对于材料的掌握程度。而掌握的程度又要分为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讲，是决定于你搜寻的范围与所下的功夫；从客观上说，则是你可能接触到的材料，必须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指现存的材料。我是研究古代历史的，在我所研究的领域，当研究一个问题时，可以说基本上掌握了现存的史料。但在近代史或现代史领域，没有任何一位专家敢于声称自己已经基本掌握了相关资料，因为在无数档案柜中有着一般人难于接触到的各种文件档案，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中还有着许许多多未曾刊印的日记、回忆、信件等，更有着随时因当事人逝去而消失的记忆。 因此，在材料搜集上，要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尽量发挥主观能动性。近年来随着前苏联档案、台湾和美国的国民党档案相继开放，中共中央以及第三国际文件陆续出版，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也不断问世，许多历史细节得以展现，事实真相得以澄清。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研究者是否有条件接触到这些档案与文件？从理论上说，有些档案已经对公众开放，譬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但又有多少大陆的研究者能远渡重洋到那里去细细翻读？因此，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即必须关注已发表的研究成果。 关注研究成果 近年来书刊数量倍增，依靠传统的查找方式已明显力不从心，只有依靠网络和各种数据库。在浏览时不能仅注意人物或事件的本身，如前面讲到的南昌起义，蒋光鼐在宁汉分家后离开第十一军，当时并不在现场，似乎在他的经历中没多大分量，不必特别关注。蔡廷锴在自传中也轻描淡写，从他的描述中完全看不到其中所蕴含的风险。可实际上当蔡廷锴率部进入南昌时，如何对待他和他所率领的部队，在起义军指挥部内部就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相当数量的人主张立即整编这支队伍，肃清蔡的势力，甚或对蔡廷锴本人采取断然措施。这时是叶挺出来力保，才让蔡廷锴仍能掌握这支队伍，并独立作为全军的前锋。当蔡廷锴率部离去后，多名中共要员都纷纷检讨当时不该手软，认为蔡廷锴部的离开，是导致起义军失败的关键因素。当你了解这些时，再反过来看蒋光鼐从部队中离去这件事，就能琢磨出其中内涵的韵味了。 找到所需的论著只是第一步，还必须尽可能地参阅相关研究成果，加以比对，从不同角度来考察。在参考、引用的同时，需要尽可能地核对数据，最好能进一步查核到原始的出处。如张北根《日本发动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争的原因》中引用《满洲事变》中提及的数据，“这样一来，上海的日本商人从1931年7月到1932年3月底，遭受损失的总额据说高达4124000日元”。阅读时感觉这个数字似乎偏小，在查阅《满洲事变》，发现原文为“四千一百二十万四千日元”，引用者在转换为阿拉伯数字时，中间丢了一个零。 详细鉴别 无论什么史料都必须进行鉴别，不同来源的材料可以相互比较、映证，这样可以避免许多错误。当事人的回忆按说是第一手资料，但却并不一定都可靠，很可能因为年代久远而记错，如陈铭枢在回忆中称自己是保定军校的第二期学员，按说本人对于这种事情一般不会记错，应属最权威的记载。但是紧接着他又说在他入学后发生许多重要事件，如黄兴辞去南京留守府留守，王宠惠、蔡元培、王正廷、宋教仁等相继辞去总长职务及宋教仁被刺杀等，而且他在1913年6月至7月离开保定军校参与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这些时间就显现出自相矛盾。 在上述时间中，黄兴交卸留守事在1912年6月14日，王宠惠等辞职在1912年6、7月间，宋教仁被刺身死在1913年3月22日。据季方回忆，保定军校第一期开学在1912年8月，张力云记述第一期入学时间为1912年秋，正式开课是10月20日，第二期入学时间在1914年初。从上述时间上来看，陈铭枢在保定军校第二期开学前，已经离开保定军校参加“二次革命”，因此他不可能是第二期的学员，只能是第一期。而且他在回忆中所说在他上学后发生的重要事件中，黄兴与王宠惠等辞职都发生在他入学前，由此或可认为陈铭枢先生在晚年撰写回忆录时，对于时间顺序已有些含混，而且他在撰写时并未仔细查阅过相关的记载。为陈铭枢先生整理回忆录的朱宗震等先生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一错误，故而在回忆录中将第二期直接改为第一期，但这样就犯了一个在整理前人文稿时的常识性错误，即对于有疑问的地方可以用注释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见解，但绝不能依靠自己的判断来改动任何一个文字。在数百年的文献整理史上，这样的教训不胜枚举。 当事人家属的回忆中，同样可能存在此类问题。李章达与蒋光鼐是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的同学，他们同时投身辛亥革命，后来又长期并肩作战，是这本传记中不可忽略的人物。李章达的女儿李诵仪《深切怀念蒋光鼐将军》中提到：“两人同是广东省东莞县人，1904年一起就读东莞师范学堂，1906年毕业。”按说当事人女儿的回忆，应该也是比较可靠的，但实际上这句话中至少存在着四个问题：一是学堂的名字在1902年设立时为东莞学堂，到1904年改为东莞初级师范学堂，东莞师范学堂仅是一个不规范的称呼；二是李章达并未上过这个学堂；三是蒋光鼐是在1902年进入学堂就读，而非1904年；四是这个学堂的学制为六年（据杨宝霖先生考证），蒋光鼐并未毕业就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 历史与文艺作品 人物传记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需要根据历史事实来描述，不是文艺作品，不能将戏剧性的情节凑到一起，来加强观赏效果。 蒋庆渝《我的父亲蒋光鼐》记载，1911年11月16日革命军由汉阳反攻汉口的战役中，分三路进攻，不料第一路成炳荣喝醉，走错路；第二路杨选青娶亲，根本未动，致使敌军全力扑向渡江部队。与之类似的说法在一些文艺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如李云亮导演的电视连续剧《武昌首义》（2006年，第24集）、雾满拦江《民国就是这么生猛》（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6章第13、14节）等。但这种说法从何而起，目前我尚不清楚。 实际上11月16日革命军的进攻（许多资料与论著认为是17日），主要就是从汉阳经琴断口向汉口反攻，这一反攻由黄兴亲自指挥，主力是湘军的王隆中、甘兴典两协，鄂军熊秉坤协及学生军一部，并配属工兵一营。成炳荣喝醉确有其事，但不是在这一天，是在11月22日，黄兴命令成率部在海军的掩护下，从武昌青山渡江，偷袭汉口的清军。杨选青因娶亲而贻误军机事亦有，但同样不是发生在11月16日，那是11月11日，黄兴命令武昌与汉阳同时对汉口发动夜袭，以延缓清军的攻势。在汉阳由第六协的杨选青、胡廷翼两标进袭，但杨因娶亲，未出动部队，最后以贻误军令罪被处死。这是发生在三天里的三个独立事件，但却被压缩到一天，成为同时进发的三路大军，应该说已经不是历史，而是升华为文艺作品。虽然11日还是22日发生的事情都与传主无关，但在撰写时却不能不弄清楚，否则很可能就以讹传讹地沿袭下去，毕竟这种富有戏剧性的章节，是很能吸引读者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