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阳门（俗称“前门”）是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的纪念地之一。中山先生两次抵达北京，都在前门东车站受到盛大欢迎。1929年奉安大典，孙中山灵榇经过正阳门，灵车由前门东车站起行。这已尽人皆知。然而，在正阳门西侧还有一处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驱留在北京的文化遗产——中国大学，却少为人知。 孙中山先生一生中三次到北京，三次都与教育有关。1894年是中山先生投身革命的起点，这一年他北上津京，上书李鸿章，主张“学者，国之本也，若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育人而培国脉。”同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专从事扩展教育，振兴实业”。中山先生8月底到北京，9月在北京教育界欢迎会的演辞中说：“今破坏已完，建设伊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世界进化，随学问而转移。”“从此研究文明学问，铲去野蛮学问，使我国之道德日高一日，则我国之价值亦日高一日。价值日高，则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位，而瓜分之说，自消灭于无形也”。 据《中国大学概览》等出版物记载：“本校初名国民大学，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孙逸仙先生暨总董马邻翼先生所倡办”。马邻翼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参事、次长、代部长、安徽教育厅长、直隶教育厅长、北京蒙藏学校校长、华北学院院长等职。直到1938年去世前，始终担任中国大学董事、总董、兼代总董等职。马邻翼先生一直在北方办教育，与孙中山先生难得谋面的机会，可能是1912年在南京或同年中山先生来京期间，二人商议过此事。 国民党元老张继也说过“兄弟与总理、黄克强、宋遯初来创中大”。 （见《中国大学建校十六周年纪念刊》）1912年4月国民政府移到北京，同盟会总部也由南京迁移到北京，设在广东会馆，总部事务多由张继负责和主持。8月国民党成立后，广东会馆又成为国民党本部。宋教仁、林森、张继等南下各地拉选票，终至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张继在1912年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到北京组建国民党与袁世凯进行议会斗争外，也参加了创办中国大学。正如中国大学校友在1942年编印的《中国大学校友录》中说的那样：“在当年总理与党国诸先进为要从事革命的建设新中国，不得不首先造就多量的建国新人才，所以民国开始的那一年，就创设我们的学校，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寄托给我们的校友。” 前门西大街（旧称前门内西城根或顺城街）13号，在清末为义塾，1906年改设为公立愿学堂。愿学堂即为中国大学原址，在正阳门城楼西侧。中国大学初名国民大学，于民国元年（1912年）冬创办，1913年春开学，1917年改称中国大学，1925年迁往西单大木仓郑王府新址。 国民大学第一任校长为宋教仁先生。“洎民国肇造，唐绍仪组阁时，先生任农林总长，斯时京中之党务完全为先生所主持，反对袁氏所主张之总统制甚力。唐阁既倒，先生亦去职，以言论鼓吹在野党人，并联合黄克强先生等，以造就革命人才之宏旨，创办国民大学——即今之我校——自任校长一职，推彭允彝、袁家谱、姚憾等十二人为筹备员。先生一面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扩充党之势力，遂为袁氏所深忌。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时，先生由沪北上，方欲登车，突为袁氏所主使之武士英开枪暗杀。弹中腰部，立即倒地，当由黄克强先生以汽车送入铁路医院诊治。因伤过重，延至二十二日晨而殁。国民党及朝野人士闻之哗然，深恨以元首之资格而为暗杀主谋犯。二次革命之动机遂隐伏于此。先生好读书，所遗书籍数千册，由先生遗族扫数捐赠本校图书馆，以作永久之纪念。”（见《中国大学甲子毕业同学录》“宋先生传略”） 1913年4月13日，国民大学举行开校大典。校董黄兴先生继宋校长之后为第二任校长，并为国民大学题写了校名。黄兴时在上海，由彭允彝代行校长职务。 1911年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开始了民主共和国的长征之路。“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辛亥革命先驱在建立中华民国的同时，在首都北京创办了造就民主共和国建国人才的国民大学。 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停发国民大学的经费补助。1914年国民大学与上海吴淞公学合并，称中国公学大学部。1916年11月5日，创办人、第二任校长黄兴在上海病逝，中国公学大学部特辍课一日，下半旗三日，全体职员学生袖缠黑纱三日，以志哀。12月18日，校长姚憾率领全体学生，列队至中央公园追悼前校长黄兴先生、前校董蔡锷先生。1917年3月5日，上海中国公学停办，北京中国公学改名为“中国大学”。4月，姚憾校长将黄兴手书原校名“国民大学”四字摄影，存作纪念，并撰写了说明词：“此即本校旧额也。校乃黄克强、宋渔父两君与诸同志于民国二年所创，初名国民大学。中经种种危险困难以有今日，前后学子都千七百余人。校名再更，精神犹昔。” 1925年孙中山先生报病到京，中国大学学生邀请孙总理、孙夫人和汪精卫到校讲演。中山先生特派汪精卫到校训勉，以“国民党的继承者”相期许。3月12日，公布本校校董孙总理逝世。定于十三日停课一日，并下半旗设奠追悼，以志哀忱。3月18日，孙总理灵柩由协和医院移停中央公园。本校停课一日，并于上午九时，率全体同学同往吊送。3月27日，本校全体学生齐集中央公园，恭祭总理。4月2日，孙总理灵柩移停西山，本校全体员生整队送殡。（见《中国大学建校十六周年纪念刊》） 1913年春学校筹备既竣，即将开学之际，创办人、第一任校长宋教仁先生为理想而捐躯。他的数千册藏书留给了他主持筹建的大学。创办人、第二任校长黄兴先生留下的手书校名，连同姚憾先生“校名再更，精神犹昔”的注解，被刊印在中国大学毕业同学录上。1925年创办人孙中山先生的期望通过汪精卫到校演讲传达给中国大学师生。中国大学寄托了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 中国大学一直以创办人的革命精神教育学生，校长王正廷在《辛未同学录序》中说：“夫本校为先总理暨诸革命先烈所创办，其目的固在提倡学术，培植人材，而其经久愈坚、始终弗渝之精神，惟在促进革命，是诸生在校所习闻者也。”创办人孙中山、创办人兼第一任校长宋教仁、创办人兼第二任校长黄兴，三个伟人的照片被挂在中国大学中山俱乐部内，被刊登在毕业同学录或年刊上，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题名的“逸仙堂”匾额一直悬挂在中国大学大礼堂。 “革命奋斗为吾校之传统精神，自由研讨为吾校所特具之风气。”（见王正廷《1948中国大学年刊》弁言）中国大学没有辜负创办者的期望，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走在前列。李大钊、高一涵、鲁迅、张申府、吴承仕、李达、黄松龄、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曹靖华、孙席珍、杨秀峰、张友渔、千家驹、陈伯达等讲师、教授，在中国大学传授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培养出李兆麟、董毓华、白乙化等民族英雄。 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中国大学都有学生被捕和伤亡。中国大学校董郭松龄1925年起兵反奉，响应国民革命，与中国大学第四任校长林长民（时任郭松龄东北国民军秘书长）一起为大革命牺牲。1927年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人李大钊教授，与他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师范大学等校的学生一起从容就义。 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中国大学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心，被清华大学开除的学生领袖由中国大学做插班生接收，继续做学运工作。中大学生会主席被捕，校长何其巩赶到宋哲元山东老家去保释。国学系学生鲁方明（余修）在狱中用《满江红》古曲填词，作《二月雪天》歌，在同学们中传唱，鼓舞反蒋抗日的斗志。中国大学有一大批爱国学生和青年教师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例如齐燕铭、张致祥、段君毅、杨易辰、任仲夷、史立德、陈一帆、管大同、余修、米建书、孔洁光、侯薪、甘一飞、吴涛、吴华、陈星野、刘孟云、荣孟源等等，他们在新中国建立后，大都成为省部级领导干部或专家学者，成为共和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军兴，河北各大学，或停办或南迁，本校奉命在平继续开学，作造就陷区青年遣送至内地之枢纽，并为掩护地下工作人员之机构。盖本校自创办以来，革命精神始终不渝，故当危难之际，中央独以本校荷此重任也。三十一年夏，日寇凶焰正盛，本校惨淡经营，充实理化馆，增设理科各学系，并成立研究院，设文法两科研究所。当时陷区学术之士，不愿依附寇逆，争以教授本校为荣。北方青年，思慕祖国，争以就学本校为幸。本校非仅为华北抗战之枢纽，且为华北学术界寄托之重心矣。”（见《中华民国大学志》“私立中国大学”） 1943年，中国大学完成大学三院九系之规定，以4月13日本校成立纪念日为校友返校节，并成立校友会。校友会会刊以《集合号》为名。“四月十三日，每年一度的返校节，不要忘记中大创办者，不要辜负中大发展者。”（见《1945中大年刊》） 1949年中国大学停办，部分院系并入华北大学、师范大学，理学院后并入山西大学。学生多投考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军政大学和参加南下工作团。“文革”当中，中国大学的名誉遭到诋毁，中大毕业生受到迫害。中国改革开放后，守望中大历史、缅怀先贤业绩，促成校友间的联络。1989年北京中国大学校友会成立。 2013年4月13日中国大学百年纪念，校友会再次吹响集合号，呼吁在中国大学旧址逸仙堂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校史馆，以弘扬中国大学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见赵振声编著《我的母校中国大学》） 中国大学是革命家的遗产。中国大学为孙中山等革命先驱所创办，孙中山是革命领袖，是诸革命先驱的代表，因而在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和官方文件中常有中国大学为“国父所创”或为“先总理手创”之说。正如辛亥革命为孙中山先生所领导一样，中国大学也是在孙中山先生“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的思想影响下，在孙中山先生的直接倡导下，由宋教仁、黄兴两位校长前仆后继，及诸革命先贤的努力奋斗而创办并发展的。正如中国大学校歌的头一句“中大中大，卓立在幽燕，开国元老，筚路蓝缕为之前”。 中国大学在民国北京高等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充分肯定。（见李铁虎编著《民国北京大中学校沿革》）中国大学是孙中山先生暨诸革命先驱留在北京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留给现代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中国大学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继往开来、兴国兴学和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推动力。 如今，当你了解了孙中山与中国大学的故事，站在正阳门城楼上眺望，向东是前门东车站，向北是中山公园，向西是中国大学旧址（现为中央机关办公楼），你对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的影响会有新的认识。（本文是作者刘苏应民革中央主办的《团结》杂志约稿而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