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是大千世界中说不清、道不明，而且离不开的一种现象。 人与人、人与事或者人与物之间总会有一些命中注定，无法逃避的偶然机会，这种机会既是偶然中的必然，又是必然中的偶然，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 我在民革北京市委会和民革中央机关工作了整30年，应该说我的人生与民革结下了不解之缘。 学生时代，我曾梦想过长大以后当演员，当老师、当医生……然而，命运之神却把我的人生和民革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学毕业后，我到陕西延安地区插队，当过3年农民;以后返京在一所中学当过8年语文教师。民革恢复后的1981年初，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有幸到民革北京市委会机关工作并于1982年参加了民革组织。我在民革北京市委会当过组织处干事，1983年组织上选送我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干训班进修一年，1984年毕业后我被破格任命为宣传处副处长;1994年调到民革中央宣传部任宣教处处长;2004年调到调研部任综合处处长;2008年8月被任命为副巡视员，2010年5月我退休了。 30年来，我亲眼目睹民革的发展变化，从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花甲老人。 我与民革的缘说不尽，述不完。以前我在学校工作时接触面较窄。到了民革，使我有机会接触了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也结识了许多心心相印的知心朋友，我对民革的许多仁人志士如数家珍，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传奇经历，精湛的学术专长，宝贵的工作经验，因此，我感到我的人生阅历很丰富、思想很充实、精神很富有。 民革的特点决定了原国民党军政界人士和文化名人很多。80年代初，我刚到民革北京市委会机关时，做为工作人员曾参加过民革中央五届二中全会的大会服务工作，我亲眼见过王昆仑、屈武、孙越崎、朱学范、吴茂荪、赵祖康、钱昌照、裴昌会等民革中央老一代领导人。在民革北京市委工作时，我也曾作为文字秘书，坐在侯镜如、苏从周、覃异之、李文澜、张克明这些大人物身边做记录并沏茶倒水，同他们有过密切的接触。老一代领导人那种不以其有身经百战丰富资历而自居;那种爱国热忱历和经坎坷不动摇的高贵政治气节;那种对民革事业兢兢业业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那种与人为善和慈祥可亲的音容笑貌，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他们的人格魅力，一直在影响和激励着我，使我不敢懈怠，不愿平庸，尽职尽责地做好我的岗位工作。 30年的民革机关工作，注定了我始终要与文字打交道。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件是我在民革北京市委会宣传处创办《北京民革》报第一期的感受;另一件是21年前我采访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傅惠民同志的一段亲身经历。 1988年，民革北京市委会第九届委员会换届后，领导同志决定将原来的一份简陋的，经刻蜡版、油印的《北京民革》报办成报纸的形式。并指示：《北京民革》报要本着面向基层支部、面向广大民革党员和社会联系人士的方针，要以宣传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宣传民革的历史、性质和任务，反映北京民革的活动和工作情况，宣传民革党员为改革开放服务的先进事迹为办报宗旨，力求把它办成既有民革特色，又有知识性、教育性和可读性的刊物。 无疑，《北京民革》报的责任编辑理所当然的落在我的肩上。作为一个年轻的宣传干部，我当时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我可以体味一种“为他人作嫁衣”的乐趣，忐忑的是我文字功底较差，对办报没有一点经验，我能做好这项工作吗? 我至今忘不了，我的启蒙老师黄心一先生，他是一位在五十年代被错划成“右”派，一生坎坷的中学教师，是一位有着深厚文学功底、酷爱文史的花甲老人;我的直接领导李增玉处长是一位极富涵养并一直从事文字工作的资深编辑;而我们的老主委覃异之先生是一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勇于承担责任的长者。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早在10多年前就离开了我们。 1988年10月10日，《北京民革》报正式创刊。我记得，第一期的创刊词是我用两个晚上起草的。上面写到：《北京民革》报像一株刚刚出土的幼苗，还显得单薄、稚嫩，但是它根于良田沃土之中的，我们深信，有领导同志的关心扶持和广大民革党员的精心浇灌，它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的。 以后出版的《北京民革》报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仔细过目，字斟句酌，认真修改。黄心一先生犹如批改学生作文似的，在每篇文章上认真地写下评语，耐心地为我逐一解释。在版面的编排上，李增玉处长更是手把手地、细致地予以指点。为了办好《北京民革》报，我请著名书法家王遐举老先生题字并制版作为刊头;请苏从周、甘培根、王锡爵等同志撰写稿件。为了报纸版面好看，我与宣传处的同志前往昌平印刷厂买铅字、借铅字;每次出报，我都会害怕报纸有错，反复校对;有一次在印刷厂搬动铅字版时，我不慎将已经排好的版面筘在地上，当时急得我捶胸跺脚…… 那时侯，民革北京市委会机关人手较少，刚开始，《北京民革》报四个版面的组稿、改稿、划版样和校对基本上是由我一个人承担。后来，宣传处又增添了孙爱丽、刘家麒两位同志。使《北京民革》报越办越像好看。尽管忙些，但每次从印刷四厂拿到一份份飘着油墨香的报纸时，一种犹如看到出生婴儿般的喜悦之情涌上心头。渐渐地，我熟悉了这项工作，爱上了这项工作。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体会到了编报的艰辛，也尝到了编报的乐趣，同时也享受到了编报的成就感。在编报过程中，我对民革的历史、性质和任务有了深刻的理解，学到了许多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认识了许多媒体朋友，我感到工作每一天都是很充实的……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1990年我采访傅惠民同志的一段经历。 翻开1990年6月出版的第7期《北京民革》报，在头版有一篇《把聪明才智献给祖国》——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傅惠民的人物专访文章是我写的。 1990年3月，团中央曾经组织了“奋斗者的足迹”知识分子报告团。当时，34岁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傅惠民作为12名老中青年知识分子中唯一一名民主党派成员参加报告团，报告团的生动演讲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4月初，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报告团全体成员。 作为民革新党员的傅惠民受到如此殊荣，一时间在民革组织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大家羡慕他，爱戴他，也为民革组织有这样的年轻有为的科学家而兴奋不已。 我记得，1990年夏季的一天上午，民革北京市委会举行了一个隆重而又简朴的傅惠民先进事迹报告会。报告会由时任民革北京市委会驻会副主委张廉云主持，德高望重的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彭清源都非常高兴的前来参加。傅惠民在会上详细介绍了他受到江泽民总书记亲切接见的情景，使到会的100多民革党员深受鼓舞。可惜，当时北京民革没有一部象样的照相机和录音机，我使出浑身“解数”，拍摄了两张会场照片算是留作纪念。 在采访傅惠民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傅惠民出身在浙江省遂昌县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小时侯家境贫寒，父亲微薄的收人要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他曾对我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一是书，二是人。他上小学时读过《岳飞传》。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使他明白：他要承担的责任不仅是改变家庭的困难环境，更重要的是要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奋斗。 傅惠民上中学时就喜欢数学。1974年他高中毕业时，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他只能到农村插队务农。70年代正是批判“白专”、批判“修正教育路线”的年代，钻研数理化的人少，可傅惠民却偏爱数学，强烈的兴趣使他骑着自行车到处去借书看，自学大学数理化课程。农村生活条件是艰苦的，没用电灯，煤油又买不起，晚上看书做题只能点着柴油灯。他晚上学习一般都要学到深夜两点多，母亲从里屋走出来跟他说：“惠民，天都快亮了，赶快睡觉吧!”但是他还不想睡。他说，他做数学题就像看电影、玩游戏似的，觉得每个文字、每个公式都美的。正是这种对数理化知识的渴求，使他从在外人看来像苦行僧似的学习生活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傅惠民说，他钻研数理化，不仅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他还有另一种理性的判断：国家要富强，要搞建设，数理化知识总有一天能够用上。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1978年我国高考制度恢复后，傅惠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固体力学，并在校读完了硕士、博士研究生全部课程。 自1986年起，傅惠民一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20多年来，他先后承担了20多项国家和有关部委下达的科研课题，其中8项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两项填补了国内空白。他在国内外有关刊物上发表110余篇学术论文。除了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以外，他还获得航空航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并获得霍英东青年教师一等奖等其他奖励16项。另外。他还先后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如今，时光已经走过了21个年头，傅惠民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他现在是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北京市主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我欣喜地看到，傅惠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足迹是扎实的，他的思想、精神、作风、成就都是实实在在的，是令人敬佩和信服的，是立得住脚的，是值得人服气的学习典型。 1994年春，我调到民革中央宣传部工作，由我主持编辑的《北京民革》报就由后来的同志继续做了。现在民革北京市委会的机关办公设备和条件，真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电脑排版，版面扩大，《北京民革》报办得比20年前好多了，我深信，《北京民革》会越来越好。 缘，也许就是难以割舍的情结。30年来，我常常会在亲朋好友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份，常常会情不自禁地炫耀民革中的人和事。我热爱民革，对民革感情极深。为了民革，我曾尽心尽力地工作过，为了民革，我甘心情愿安贫乐道。八十年代中期，曾有朋友劝我“下海”经商，开辟“新战场”，还为我安排了一些薪水颇高并适合我的岗位，虽然我也动摇过，也想过“跳槽”，到新的岗位上试一试自己的能力，但最终我没有离开民革，因为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牢牢拽住了我的心，使我一直在民革坚持，也许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我羡慕在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的年轻的朋友们，赶上了美好的时代。现在的工作环境，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如日中天。能为这样蓬勃发展的事业多做工作、洒汗水、付心血，是多么值得骄傲和幸福的事情。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时间过得真快!去年，我年满60岁，不知不觉我已经走完了我人生最宝贵、最灿烂、最富活力的工作阶段，迈入了夕阳。我和多年的工作分离、和朝夕相处的同事分离、和社会的角色分离，离别的滋味总有些酸酸的味道……以前工作繁忙的时候我总是盼着长假多休息几天!现在真的让我长期休息了，反倒是有些眷恋，我眷恋民革的工作环境、眷恋如亲情般的领导和同事……然而，人生就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事业才有进步，社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强大! 我退休了，但我的民革身份不会变，我与民革的“情缘”将弥久永远。我将继续努力履行一个民革党员的责任和义务，闲暇无事多为《北京民革》报写些小稿，继续努力为民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夕阳中继续走好我的人生之路。 |
